新的贸易形势下，为了追求成本最低和效率最大化，国际分工越发深入，广泛的国际分工协作生产取代了原本的单一国家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的制造模式，原材料和中间品流动频繁，而许多国家在研究世界贸易格局时仍停留在基于国境分离的总贸易额测算方法，造成中间品价值被频繁的反复计算。原本应属于价值链上游发达国家或地区产生的高附加值中间投入被计算到下游的东南亚国家本国的最终产品增加值中，混淆了二者出口产品中实际国内增加值，造成对于贸易利益和实际贸易规模的错误判断。
　　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实际参与分工获得的收益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出口规模近20年来的贸易规模呈直线上升趋势，但作为优势产业的传统制造业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贸易总额测算的出口竞争力指标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和贸易收益。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范围的快速扩张，世界生产贸易网络覆盖了几乎所有国家，单纯比较国与国之间的产品竞争力并不再具有说服力，只有放到世界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剔除重复计算的国外增加值部分，结合国家真实贸易收益，才能客观描绘不同国家的利益分配和比较优势。
　　本文利用借鉴KPWW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WIOD数据库1995年-2014年20年间43个国家的中间品投入和最终需求矩阵，测算中美与金砖成员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竞争指数RCA、全球价值链实际收益GVCIncome，首先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测算出的RCA数值进行了比较，旨在明确两种算法的差异，并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3.0)对18个制造业进行不同技术含量的分类，横向和纵向比较其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最后，选取近似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支出、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行业开放度作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分析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经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汇率上升可能阻碍外资流入，进而不利于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实现，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阻碍。而外资流入、研发支出的增加分别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收益和出口竞争优势有较明显的积极作用。
　　2.中国和美国以及金砖国家相比，制造业存在的早期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导致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进而造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收益与贸易总量不匹配，贸易“统计幻象”时有发生。美国凭借其自身丰富的资本存量保持制造业出口优势，不断巩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上游地位。在金砖集团内部，俄罗斯和巴西情况类似，主要凭借其行业资本密集的优势，保持较高的全球分工收益。巴西作为近年来崛起的制造大国，其较高的行业开放度和积极引导外资流入的政策是增强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