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质量发展、“双循环”、“碳中和”的宏观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易逆向选择的传统金融背景下,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科技型企业常常因陷入融资约束困境而使企业释放创新活力的难度加大,特别是受当前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大更加放大了企业开展创新项目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包容性增长的新金融形式,无论在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的规模层面,还是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功能层面,均能更精准化支持技术创新,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对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关系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通过以往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其次结合技术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理论,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机制框架;然后,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A＆H模型与内生增长模型,嵌入金融超发展非线性影响关系,并借助数值模拟方法,揭示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效率层面的不同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和影响特征;最后,在功能演化视角下,深入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考虑到结论的稳健性,引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科学教育投入、外商投资控制变量,在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Hausman检验等方法的情况下,运用门限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结果基本一致。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在不同阈值范围内对技术创新影响程度不同;（2）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等规模层面对技术创新表现为明显的超过合理阈值后的递减影响特征,在数字化程度等功能层面表现为持续的正向促进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规模过度扩张表现出不同阈值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金融效率可以保持正向促进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二者均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层面改善是突破规模瓶颈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