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又称“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936年陈伯达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两文,提出继承五四,唤起民族觉醒,发起启蒙运动的号召。此呼声得到艾思奇、张申府、何干之、柳湜、陈唯实、胡绳、夏征农等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响应,新启蒙运动由此在上海、北平等地发起,到纪念五四18周年时形成了高潮。因抗战的紧迫时局,加之倡导者纷纷直接投入了民族战争的洪流,新启蒙运动不仅形势局促,而且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发展为中国社会普遍的思想革命,也未能发生如五四那样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就其对五四的继承和超越来看,仍可谓与五四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波澜。本论文设想在目前多数基于对新启蒙运动历史梳理的研究基础上,重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着墨,分析新启蒙运动在继承和扬弃五四方面的贡献。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介绍新启蒙运动的大致过程、以往对该运动的评价、研究的角度及意义。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提出,论文认为：邓演达首先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但在当时仅仅是零星呼喊,且并未引起相续的有声势的运动,而1936年陈伯达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两文,因得到文化界响应,而开展为一场具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因此而成为运动正式开展的标志；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分期,论文基本根据倡导者对该运动的认识程度,将新启蒙运动从1936年9月发端到1940年1月沉寂的三年多时间划分为倡导、发展、高潮、低落四个阶段。并对各个时期对新启蒙研究的不同态度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分析新启蒙运动对五四反思的历史情境。新启蒙运动的初衷就在于重提和反思五四,一方面肯定五四启蒙价值,另一方面认为五四启蒙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缺乏批判,提出了将五四的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直接联系、反对复古和尊孔与反侵略和反卖国斗争结合的思想,号召发扬理性,并实现大众化启蒙的思想。新启蒙运动的提出与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相联系。关于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错误认识对抗战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干扰：五四本身对民主科学的理解存在偏差,影响了抗战；看待西方近代文化问题上既有全盘西化论,也有破产论等思想；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既存在虚无主义、奴化思想,也存在本位文化的思想,国民党还发起了尊孔复礼的新生活运动。新启蒙者居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围绕究竟是西学还是儒学可以成为当时社会核心价值的争议之上,提出了建设辩证综合新文化的主张,力求避免非中即西的价值选择,体现了文化建设的理性精神和大众情怀。第三章主要分析新启蒙运动对科学民主的新阐发。与五四“车之两轮”之说不同,新启蒙者认为民主较科学更为根本,强调以理性联结科学民主；在民族战争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在新启蒙运动中发展为谋求群体解放、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一场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运动。第四章主要分析新启蒙对西欧启蒙的超越。新启蒙运动自觉接受西欧启蒙的洗礼,揭露帝国主义和旧礼教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并用中国化的语言对启蒙进行了概括；新启蒙者同时强调中国启蒙不应完全沿革西方启蒙的老路,在面临的形势、指导思想、领导阶级、个体群体关系等问题上,中国启蒙具有自身的特点,新启蒙运动倡导推进“学术中国化”,在五四“输入文明”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需要的中国思想体系。第五章主要分析新启蒙关于“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思想。新启蒙者认为打倒孔家店尽管符合时代需要,但这种批判只是停留在浅层的社会批判,未能把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实现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现代化转换的内在动力。新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指导,号召打倒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打倒阻碍个性自由的封建纲常礼教,强调在抗日的形势下的对孔家店更多的是打而非打倒,打孔应集中于反对复古和奴化的观点。提出了建立文化救亡统一战线,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具体分析的主张。论文还对陈伯达、张申府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陈伯达侧重于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彻底改造孔子的思想,而张申府则侧重于用他独特的“解析唯物论”思想建构一个合“孔子、罗素和列宁而一”的文化综合思想。第六章主要分析新启蒙倡导者对运动的总结。认为何干之、张申府、陈唯实三人对新启蒙运动的总结分别从历史定位、文化重建、新人生观的角度,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系统概括,也是对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的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