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确立的“双挂钩”机制下的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各个国家放松管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和不断加强金融创新,使国际资本流动与大量跨境融资活动不断加速发展,不仅带动传统而自发的原有国际金融中心迅猛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政府推动的新兴金融中心,一大批新兴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全球性金融中心、地区性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从而充分说明了金融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己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进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枢。金融体系在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并促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在19世纪,由于欧洲及北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跨国需求开始大大增加,国际性的融资、保险、外汇交易活动规模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形成集聚。从20世纪开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世界许多地方渗透,国际金融活动也在世界一些主要地区相对集中,这导致了一批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一个国家要真正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它们的持续发展将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巩固,又是世界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要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就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用于承载巨大的经济实体,促使经济安全、高效地运行。伴随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规模的加快,资本流动对经济乃至相关领域的主导或影响逐渐上升,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资本流动的重要集结地、调配地,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醒目,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甚至主导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调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能够反映一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综合经济实力。因此中国只有不断深化金融体制建设,学习和借鉴当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先进经验和监管理念,正确把握市场与政府,创新与监管的关系,积极发挥政府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推动作用,构建全面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监管机制,改善金融服务,加强金融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效应才能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本文的创新之处是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和金融市场创新的角度系统的研究了新兴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经济效应、建设实践,在借鉴新兴金融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与金融生态环境二者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了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政治环境因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本文首先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其次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区位理论、金融梯度转移理论、金融生态学理论,金融集聚理论诠释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动因、作用机制、经济效应,然后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变迁的角度对传统国际金融中心与新兴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分别进行了阐述,并从中总结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中心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经验借鉴,最后以上海为例对中国金融中心的建设进行解释,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探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并针对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