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已颇有丰富的成果，但仍然是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关注并热衷的议题。国内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同时，针对性地对中国上市公司内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研究也不为少数。然而，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浙江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浙江地区在经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而且正值“十二五”规划期内。面临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时，浙江地区上市公司如何激励高管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提高企业绩效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分析宏观环境出发提出研究问题，说明研究方法以及逻辑思路等并阐明研究目的意义。在回顾该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领域中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收集到浙江地区上市公司近3年内年度报表中关键数据。并在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浙江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的假设。此外，本文还将高管年薪与高管持股作为高管激励的两个衡量指标，将企业绩效分为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营业增长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详细的关系假设。本文还特别提出了家族组织形式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积极影响的假设。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了浙江地区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性正相关性，但二者的正相关性不属于强相关关系；浙江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该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也不存在倒“U”或“N”型的区间效应关系；家族组织形式的浙江地区上市公司中二者相关性强于非家族组织形式的浙江地区上市公司中的二者相关性。最后，本文在分析浙江地区上市公司现状和高管激励现状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实证分析结果解释结论产生的原因。根据以上实证结论以及原因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例如，完善长期有效的高管持股激励措施；强化高管年薪激励作用；非家族组织形式的上市公司应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完善相关机制建设等，重点在于浙江地区上市公司在高管激励约束方面加强管理与改善。之后，笔者提出了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寄予了希望，特别是家族组织形式对高管年薪激励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存在积极影响以及高管持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性这两方面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