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法中，人格的判断标准由氏族时期单一的血缘扩展至地域、财产、家族、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被解放的奴隶等身份要素。构建在这些身份标签上的人格当为一种身份人格，其实质是法律用以组织社会、配置资源的手段，其也仅仅展现出人格的技术性特质。以自然法的理性主义为魂灵的《法国民法典》将人的理性属性规定为人格的准入条件，自此，人一般的、内在的价值、尊严等伦理性要素被纳入法律人格取得的依据，人格开始彰显出技术性与伦理性并存的双重属性。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各种团体的繁荣，法人制度亟需在法律上确立。《德国民法典》为了把法人引入民事主体制度中，创立了“权利能力”的概念把法人人格和自然人人格的基础从形式上统一了起来。但是，由于法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和法律技术的运用的产物，法人人格并不内含人格的伦理性，其是利用了人格的技术性品质才得以出现。而首先在德国民法出现的人格权是为保护人的自由、尊严、理性等伦理价值而生，人格权天生的伦理性内涵使得法人并不享有人格权，人格权当然地成为自然人的专属性权利。法人人格权的提法在学界由来已久，貌似已成定论。提出法人无人格权的观点似乎使得法人的权利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出现不少问题。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笔者认为，法人人格权的用语应该去掉；法人不仅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而且其名称权、商誉权和信用权等在实质上都属于法人的财产权；现今社会中出现的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并没有阻碍否定法人人格权的成行。由于法人不享有人格权，这会对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的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人格权不能规定在总则编的主体制度中；由于对人的伦理属性应当定位于保护而非支配，故应在侵权行为法部分从保护而非赋权的角度来规定人格权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