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作为国家创新的主力军,承担着我国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跨越的重任。因此,如何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理论界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外资企业作为我国内资企业重要的外部知识源,其研发溢出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二者之间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已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外资企业研发溢出、企业吸收能力及创新绩效的文献进行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尝试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基于企业创新的过程模型论述了外资企业研发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内资企业吸收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及门槛效应；并在构建企业内部知识流动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对企业吸收能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尝试提出吸收能力的获取—融合—应用三个阶段,并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上吸收能力又主要表现出了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三个维度,并给出了这三个维度的测量指标,从而揭示了企业吸收能力多维、动态的特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七个存在密切关系的假设：外资企业研发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外资企业来源的差异会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内资企业吸收能力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累积效应；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在外资企业研发溢出和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研发溢出的吸收存在门槛效应；内资企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知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对提出的七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以浙江大型民营企业A集团为例,除了深入分析外资企业研发溢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与该集团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外,还重点对影响该集团吸收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对采用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获得的结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研发活动还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它们的研发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产生的作用整体是正向的,且外资企业来源的差异的确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对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研发溢出起到了调节作用,且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在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上存在门槛效应；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内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较大的累积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支持了内资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贡献就越大的假设；企业家是影响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研发溢出进行吸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包容和谐的企业文化、完善的企业制度建设和企业信息化建设等也是影响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研发溢出进行吸收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提出了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促进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研发溢出；通过注重对高级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强对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等措施,提高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促进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扶持行业内的领先企业,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积极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队伍；完善企业制度建设,提升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培育包容和谐的企业文化等建议。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外资企业研发溢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和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并运用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构建的动态知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是学术界对吸收能力在外资企业研发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直接决定作用还是调节作用仍存在着争论。本文验证了吸收能力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并测算了门槛值,从而丰富了外资企业研发溢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本文按照Cohen和Levinthal (1989,1990,1994)的研究成果,依据企业资源基础观和知识管理理论,对吸收能力的构成维度进行了划分,将吸收能力划分为获取阶段、融合阶段和应用阶段,这三个阶段又主要表现为：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三个能力维度,并利用测量这三种能力的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吸收能力进行综合计算,这为进一步研究吸收能力的测量方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