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随后的20年中,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翻译的外部因素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作品的影响。国内一批学者如谢天振、张南峰、王东风和蒋骁华等将“文化转向”后的各种翻译理论积极译介到国内,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只是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作为以“语言为本体”的翻译实践和关注翻译行为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共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本体”。“翻译文化效应研究”是笔者在参与新疆昌吉学院刘瑞强老师主持的两个课题的过程中和在吉大三年求学路途上、在阅读了一定数量的翻译和文化研究论著及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在对“翻译与文化”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理论背景的不断考量和反思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一个探索性的翻译研究理念。“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属于“翻译效应学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立足于“翻译效应学”,注重对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化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本论文在自己前期“翻译文化效应研究”探索的基础上和在对两个基本维度与三个基本概念的厘定和完善的过程中,进一步完成科学合理的“宏观翻译效应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总体来说,“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分为两个个维度:一是中西翻译理论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二是翻译文化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研究。笔者之所以选择鲁迅翻译思想作为本研究的个案,在于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翻译家的鲁迅,其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不能只做一种技术层面的分析,更需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本研究拟先梳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来源,阐述其与“翻译效应学研究”和“宏观翻译效应学研究”的渊源性关系,在此基础上厘定了“翻译文化效应研究”两个基本维度和三个基本概念;接着提出理论框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后梳理鲁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主要翻译思想和翻译文化实践;最后在“翻译文化效应研究”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分析鲁迅翻译思想和翻译文化实践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