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思潮传入中国,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研究区域现代化的学者眼中,近代山西是一处独特的景致。1917年—1928年,阎锡山领导了一场具有广泛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村政改革和村治建设运动,史称“山西村治”。在此期间,山西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种乡村自治组织和制度,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山西乡村制度混乱的局面。作为一个由政府推动的乡村自治实践,山西村治改革坚持了高效动员的行政传统,并且首次创设区乡一级国家行政和具有自治与“官治”双重性质的行政建制村,这种政治建构后来也被我们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以整合国家行政和乡村自治为精神内核的山西村治运动,其主要历史成就就是在探索建设现代的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它也为阎锡山的地方统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环境和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山西成为当时的“政治模范省”。经过不断演进,山西村制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蓝本。伟大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乡村治理,既有章法和政策,也有制度方面的建设。这种治晋方略本身就是一种统治思想、一种管理思想。“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山西村治改革深刻反映出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思想,反映出时代历史潮流对这位村治领军人物的熏陶和感染。阎锡山这位山西村治领导人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村治改革伴随有新旧文化冲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与变迁。确切的说,山西村治建设是中西文化混合的产物,这场建设既萃取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新鲜养分,受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许多精神内核。不可否认,山西村治具有制度创新的意义,值得历史参考和借鉴。山西村治,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也是改革传统乡村的时代诉求。阎锡山提出的“用民政治”革新了封建社会的安民保守思想,而“民治主义的村本政治”,则超脱了清末以来实行地方自治必效日本的常轨。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历程,研究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