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持续改变媒介形态演进的速度和方向，新兴媒介的不断涌现促使广播在“后广播时代”重新定位、调整发展策略。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隐匿于我国广播显性“繁荣”背后的隐性问题的剖析。无论对广播媒体发展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研究，都可以发现广播具有活跃的媒介融合基因特性。融合意味着边界的模糊和消失，但是广播作为一个被定义的媒介，其内核还是清晰稳定的：声音属性作为最基本的特征始终不变。声音的陪伴性、思想性和想象性使得广播成为“富媒体”时代的“简媒体”。同时，传统广播的传播特征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正在发生迁移：从单向度的大众传播转变为兼具网络传播、人际传播和社区传播的多向度复合型传播。媒介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这三者之间的交往或者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已经结成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关系。通过对广播媒介的生态位宽度与重叠度这两个反映竞争广度和强度指标的测量，发现广播是我国四大传统媒体中最典型的广告资源“宽用型”传媒产业(generalist medium)，与其他媒体在行业生态位的交叉重叠在所难免，面临的竞争压力最大，相比电视、报纸整体处于弱势。在媒介融合加剧的现实环境下，从时空生态位、功能生态位还是营养生态位这三个广播媒介生态位分析发现，通过实施泛化生态位策略，强化广播媒介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的合作竞争，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广播媒介生态共生是广播种群通过共生界面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共享和交换,产生并分配共生能量而形成的一种互助性关系。广播共生行为模式分为三类：共享共生型、互补共生型和融合共生型。广播媒介内部共生单元总的共生行为方式属于共生共享型，广播与其他传统媒介以互补性共生关系为主；广播媒介与新兴媒介共生单元所呈现融合性共生模式。新兴媒介竞合下必须重新审视广播与人类社会各种要素的互动影响关系，构建“人——广播——社会系统”的和谐共生关系：“广播——人”关系上，以满足需求为导向，细分与聚合各得其所，广播与窄播并行不悖；“广播——社会系统”关系上，认真研判主客体关系，趋利避害优化配置，实现“工具”向“社会公器”的有效转变；“广播——传媒”关系上，纵横合作、上下贯通；突出特色、优势互补。总之，在媒介融合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合作竞争才是广播媒体应该选择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