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身上所蕴藏的人力资本无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在不断下降,随着人口红利的缩减,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已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厘清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打破其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均衡陷阱”,无疑对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国际上通用的J-F终生收入法进行了改进,运用改进的J-F终生收入法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决定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农民工低人力资本水平的成因,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对农民工总体特征及演变的分析中,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的规模仍在逐渐扩大,但增幅趋缓;(2)农民工迁移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从短期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跨省迁移转变为省内迁移,行业分布也更为离散。(3)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4)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已呈现出老龄化趋势。(5)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为农民工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仍然较高(40%),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30%),参加培训的机会有限,社保覆盖率仍然与城镇劳动力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在对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比较与改进的研究中,有如下发现:同成本法、教育指标法这两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相比,J-F终生收入法具备了理论契合度高、与产出效率更为密切、测度方法严谨和应用更为广泛的优势。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受雇群体因为受到了户口歧视、信号显示效应和长期合同效应的干扰,使其收入与产出效率之间出现了背离,这会导致使用J-F终生收入法对受雇群体人力资本进行测度的结果出现偏误。为对农民工受雇群体收入与产出效率之间的背离关系进行修正,本文采用部门比对法与Heckman二阶段法对自雇和受雇部门的自选择效应进行了控制,通过将农民工受雇群体教育收益率的反事实回归结果代入到测度方程,有效消除了受雇群体人力资本的测度偏误,完成了对J-F终生收入法的改进。在测度过程中,本文结合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对人力资本测度方程的设定和相关参数的选择进行了讨论,按照性别、就业部门、地区进行分组,对各组群的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了测度。最后,本文按空间价格指数对测度结果进行了调整,使其在地区之间具备可比性。本文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排序呈现出东、中、西部阶梯状分布的特征。(2)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大于各地区人均GDP的差异,该统计指标有较高的灵敏度。(3)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不断下降,其中云南省下降较为明显。(4)农民工人力资本在北方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北方个别省份(如内蒙古、甘肃)农民工人力资本始终保持低-低集聚(LL)状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内部群体人力资本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有如下发现:(1)农民工受雇群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高于自雇群体,且两者差距不断扩大。(2)农民工受雇与自雇群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向关系,呈现出东中西递减的趋势。(3)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性别差距在东部最大,西部最小,且在各地区都呈现收敛趋势。(4)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更高,这拉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5)大专以上农民工群体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教育水平群体。(6)年轻农民工群体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可达老年群体的百倍以上,且差距在测度期间不断扩大。从群体交互分布特征来看,部门性别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距在自雇部门中较小,在受雇部门中较大,但性别差距在两部门中都在缩小。(2)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农民工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距更大。部门教育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自雇群体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幅大于受雇群体。(2)在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份,无论在自雇还是受雇部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群体之间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更大。性别教育交叉分析的结论有以下两点:(1)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农民工与男性之间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不断缩小。(2)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男女农民工之间,均呈现收敛趋势。为进一步对造成农民工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原因进行解释,本文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决定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实证结论:(1)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这也是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的主要原因。(2)较低的培训概率和更高的失业频率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低于城镇劳动力,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3)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无效性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给予了解释。(4)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减少了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并降低了其就业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5)合同类型和是否加入工会通过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培训的概率,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的差距,而行业和企业类别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产出效率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最后,本文分别从制度调整、产业规划、教育政策、就业保护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希望国家统计局尽快构建出相关的统计指标,定期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