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有效、适时地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式,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内在要求。西方学者聚焦国家整体层面的民主化路径研究,难以完整、有效地运用于我国的民主制度发展,因而着力分析和研究中国本土的、适应于我国国情的民主化方式极为必要。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制度实践表明,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基层社会民主化的可行路径,其在相当程度上能促进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实现、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了公共事务治理格局的形成、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在以多元、平等、协商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制度实践中,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认知、技能、经验等存在显著区别,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基层精英依托自身拥有的社会价值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力,在民主恳谈会中,权力精英、经济精英、专业精英与其他精英的权力呈现出某种“漏斗式”特征,这些权力在制度运作中具有不同的行动表现。精英行动对协商民主制度影响主要有：提升协商过程有效性、弱化多元主体平等性、加速基层社会民主化进程。可以从社会结构化理论的“集体无意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路径依赖、精英循环理论的社会稳定机制对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中社会精英行动嵌入性进行解释。从精英式协商民主推进到大众式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基层社会民主化的总体方向和可行路径。为此,应从五个方面加以落实：规制社会精英的行动权力边界；增强社会个体民主意识、能力及公共精神；推进政治参与机会进一步均等化；增强协商决策过程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性；确保协商决策方案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