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尚未完全成熟的身心特征,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比身心成熟的成年人犯罪小得多,如若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行为矫正和人格重塑,其真心悔过、回归正途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在实践中办案人员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有效帮教的缘由。诚然,要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有效帮教,就需全方位的了解涉案未成年人的各方面情况。社会调查制度正是一种对未成年人进行多维度了解的制度模式,于这种模式之下,办案人员通过对未成年人个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调查,从中深挖可能引发其犯罪的动机和致使犯罪的原因,进而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工作提供有效帮助。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案的司法诉讼进行专门规制,并在第268条①作出了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的规定,这一规定便是未成年案社会调查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这一制度是属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相关制度,运用该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教育和挽救涉案未成年犯罪人,对涉案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既符法理又合情理的刑事处遇措施,以促成刑罚效益的合理化、最大化。然而该制度当前的法律规定仍然十分抽象,尚未细化出具体的规定,对调查主体缺少科学的设置,调查内容方面也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尤其是对根据社会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缺乏明确的定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一些问题,如各地区的适用率不一,部分地区仍然未能实现对少年犯罪案件一律展开社会调查工作,且在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上不固定,加之各地区的司法实践状况错综复杂,具体到每一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走向又不同,因此在原则性的规定下进行有效的科学规范便成为当务之急。作为一项来源于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在经过各地的多年实践后,可以说,这项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了较好的司法背景,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案件也日趋复杂,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合理正确的评估调查以及在丰厚的实践基础之上将该制度理念践行的更好,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因此在从程序法的视角对该制度进行探究时,应当以处理涉罪未成年案的整体方针与原则为指导,结合实操中办理少年罪案的实际情况,并适度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与司法规定,经过对该制度一系列详细的探究,来发掘出对这项制度的理性化改造措施,即从理论层面通过科学设置调查主体,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合理确定调查的具体事项和报告内容,从实践层面通过提高司法适用率以及科学合理的选择调查对象并使之有效配合的方式,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相关理论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