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强烈。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不仅直接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能源中的大类和“工业经济的血液”，石油资源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地理分布不均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竞争的主体和各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石油的消费和进口也同步增加，2005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的持续增长使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05年已经接近50﹪，不少专家和国际机构都预测未来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对石油的消费需求仍会持续上升，并且在未来20年内石油进口依存度会达到70﹪。不仅国际舆论对中国石油进口的持续增长存在疑虑，中国国内也存在中国过高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不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担心，认为过度依赖石油进口是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巨大或者说最大的威胁：一旦海外供应来源或运输渠道被切断，中国将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故而需要尽力降低对境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以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 传统的能源安全观认为，资源供应来源的保证程度、市场稳定和运输通道的安全应是关注的重点，即要保证中国从哪些地区或国家能够稳定地进口到能源，并且保证中国有足够的能力获得能源。但是，随着国际能源市场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相对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强大的能源购买能力使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不再适应中国当前的能源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在正确认识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中国能源进口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建立中国能源的国际化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建立全面高效的中国能源安全体系。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石油进口的角度切入，通过石油对外依存度和石油脆弱度系列指标的分析，提出关注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政策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国节约用能、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上升，但其并不会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本质影响，因此石油对外依存度并不是我们研究中国石油进口和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对此不必过于担忧。石油进出口的脆弱指标更能反应中国的能源状况，并且通过与美国的比较，发现中国目前石油进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进口成本过高。因此，本文提出在新形势下，能源安全的内涵需要拓展，目前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应是如何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的石油供应。 本文运用VAR模型对中国石油进口数量和国际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在石油进口中存在“量价同升”的奇怪现象，而这也是国际炒家以“中国因素”为题材推高世界油价，导致国际油价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其次使用GARCH模型对中国石油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做波动溢出效应分析，发现国际石油价格对中国石油价格有波动溢出效应，而中国石油价格对国际石油价格没有波动溢出效应，即中国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石油价格。两个实证结果都充分证明中国在石油国际定价中缺失话语权，这与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完善中国的石油定价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定价应是中国改善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在如何参与国际石油定价方面，本文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说明中国石油进口中不能忽视因不合理价格带来的成本，即亚洲溢价。通过经济学原理说明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导致进口溢价的出现。创建和完善石油期货市场为中国消除进口溢价，降低石油进口成本提供了必要手段，而降低石油进口溢价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定价的直接动力，也再次证明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议题是提高中国的石油国际定价话语权。 世界各国能源安全的相互依赖性成为各国参与石油定价博弈的内在联系。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本文强调了中国要获得国际石油定价权，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参与到石油定价博弈中去。在中国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博弈分析中，使用了讨价还价模型，说明中国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存在共同获利的空间，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也为中国利用石油进口参与国际定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和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博弈，使用了合作博弈理论，说明双方之间总是存在纳什最优解，即选择合作策略，合作的共同利益就是平抑油价。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话语权，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最佳策略，并以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订提供一定理论的依据。当然，本文只是从石油进口角度对中国能源安全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因素还很多，还有很多层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也只是为今后有关能源安全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并希望能为改善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一些方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