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的空间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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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公众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发生了快速增长和变化,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各种个性化、多样化的新兴服务需求。新兴公共服务设施是应对居民新兴服务需求的有效工具,设施的空间配置关系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使用效率,对于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相关服务的运转效率都存在着重要影响。然而,由于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新兴公共服务的需求特征,新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应对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和用地规划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作为邮政服务新兴需求的产物,集中收付设施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新兴公共服务设施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的集中收付设施在快速发展中也产生了空间配置混乱和不合理的问题,急需公共管理者的重视和参与。因此,本文以集中收付设施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为什么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呈现出多样化的空间配置”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和解释,从而为新兴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现状解释和优化策略提供理论分析工具和实践参考。首先,本文对集中收付设施治理机制多样化、需求偏好多样化、选址布局多样化、评价视角多样化的配置特点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据此构建了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空间配置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配置行为-配置结果-配置优化”逻辑链条;其次,以杭州市原上城区的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为例,对设施配置多样化的供需特征、服务可达性和服务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集中收付设施配置的公平和效率在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分异特征;最后,基于“动机-机会-能力(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简称MOA)”模型框架,从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方面来探索了设施配置中各类供需主体的行为机制,揭示了设施空间配置结果的形成逻辑,并由此提出了设施空间配置的优化路径。本研究所得的具体结论如下:(1)研究区集中收付设施的供需特征分析表明:智能包裹柜、兼营人工收付点和专营人工收付点3类集中收付设施存在功能设计和空间设计上多样性,而城市居民在物流末端收付服务的使用需求量、服务类型偏好和设施空间偏好上存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偏好差异,并在2018至2020年间发生了一定变化。居民行为机制的分析表明:居民服务需求偏好的差异和变化皆来源于其个体的动机、能力和机会的显著影响。从总体上看,在社会总体经济、电子商务和物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下,网络购物的便利性、居民消费和网络购物使用能力的提高和便捷购物的动机共同促进了居民网络购物以及包裹收付服务需求量的整体增长。由于上门服务质量的滞后发展以及集中收付设施的不断普及,居民对于集中收付服务的使用偏好在2018-2020年间整体增加,对于集中收付设施的可接受出行范围也随之整体缩短。但由于上门服务的便利性以及各类包裹收付服务的非差异定价,居民对于集中收付服务的偏好目前总体依然较低。从个体上看,居民需求偏好的差异不仅来自上门服务和各类集中收付设施的差异化功能设计和空间分布,还源于居民对于空间接近程度、收付功能、时间弹性等服务属性的差异化偏好程度。在工作状态、消费能力、机器使用能力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下,不同居民对各类包裹收付服务产生了不同水平的使用动机,不仅表现出年轻群体使用频率更高、更偏好使用智能包裹柜及工作地址与老龄群体使用频率更低、更偏好人工收付点及居住地址的偏好特征,还形成了3类集中收付设施间差异化的居民出行意愿。(2)研究区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服务可达性的分析表明:设施配置公平性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于不同供应模式之间。现存的政府模式、多元主体市场模式和单一主体市场模式3类供应模式不仅在总体公平性和空间分异上具有明显差异,还存在一定的互补作用,研究区整体的设施配置公平性较高,且在2018-2020年间迅速提升。而各类供应主体行为机制的分析表明:3类供应模式的形成及其空间配置公平性的差异和变化由居民、物业管理主体、政府管理部门和市场服务主体等供应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皆来源于供应主体自身动机、能力和机会的共同影响。在研究区的3类供应模式中,政府模式仅供应专营人工收付点,设施配置的公平性最低。在现有法规落后的设施建设标准和较低约束效力的影响下,政府主体较低的供应动机、能力和机会导致设施的规划建设严重滞后于居住区和居民需求的发展。单一主体参与的市场模式仅供应专营及兼营人工收付点,配置公平性总体较优。但由于居民对人工收付点的偏好较低,盈利导向的市场服务主体的建设动机不足,导致该模式在低需求地区供应不足和发展停滞的问题。多元主体参与的市场模式主要供应智能包裹柜,设施配置公平性较高。但由于老旧住宅较差的设施建设环境及其物业管理主体较低的参与动机、参与能力,该模式表现出老旧住宅设施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研究区的多元主体市场模式在2018-2020年间发展迅速,体现了居住区环境的改善、物业管理主体供应责任的明晰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市场服务主体的用地支持等实践方式能够提高物管和市场服务主体的参与动机、机会和能力,从而增加设施供应、缩小各类居住区之间设施配置的公平性差异。(3)研究区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服务效率的分析表明:设施配置效率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于不同服务方式之间。在无服务、非强制服务和强制服务3种服务方式下,物流末端服务系统和集中收付设施在情景模拟中的服务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目前城市快递普遍实行和广受诟病的强制服务方式,还是非强制服务方式,皆存在一定的效率问题。而供需主体行为机制的分析表明,集中收付设施现有服务方式和效率的形成由居民、快递员和设施运营者的服务获取和供应行为所形成,皆来源于各类主体自身动机、能力和机会的共同影响。相较于不存在集中收付设施、仅存在上门服务的情况,非强制的服务方式虽能小幅提高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但会造成大部分设施的低使用率和负盈利。而强制的服务方式可以大幅提升物流系统和集中收付设施的经济效率,但对社会服务效率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3类集中收付服务对于上门服务的替代性差异,只有多元主体市场模式下的智能包裹柜在强制服务方式下,能够同时提高系统及设施的社会服务和经济效率。而单一主体市场模式下的人工收付点在强制服务方式下会造成居民效用的较大损失,实行非强制服务方式的政府模式设施则存在经济效率较差的问题。集中收付设施现有的强制服务方式由居民的被动接受行为、快递员的强制供应行为和集中收付设施运营者的配合行为所形成。其中,快递员不遵守现有监管制度、强制提供集中收付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服务价格机制下快递员过低的服务收入和较高的上门服务成本。设施运营者配合快递员强制提供服务的原因在于其高昂的运营成本、盈利能力的不足和法律责任的缺失。而由于现行监管制度未能明显提高居民的投诉能力、降低居民的投诉风险,居民也普遍倾向于被动地接受强制供应的集中收付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快递员和设施运营者的行为动机、能力和机会,形成了强制服务方式的恶性循环。(4)在不同的供应模式和服务方式下,集中收付设施的空间配置不仅存在配置公平性和效率的差异,还存在主体行为阻碍因素的不同。针对设施配置的不足之处和关键阻碍因素,应结合各类主体的行为机制,提出差别化的优化路径,来促进居住区设施配置公平性和效率的提升。具体政策建议包含:在国家立法的层面推动邮政普遍服务与快递服务的一体化,明确各类集中收付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从规划制定、扶持政策等方面提高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供应动机、能力和机会,推动集中收付设施的建设和公平配置;构建多元的集中收付服务供应网络,因地制宜地选择居住区集中收付设施的供应模式,促进各类主体在合适的服务范围内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推动集中收付设施配置效率的提升;制定快递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快递行业服务标准和价格的管控,引导快递企业加强服务整合创新、避免恶性竞争、寻求共同合作发展,从而促进快递物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物流末端服务系统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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