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其金石学研究主张“鉴赏之考订”，为金石鉴赏派代表。其金石书法艺术研究使金石学摆脱“羽翼经史”的地位，取得独立价值。以往对翁方纲的文学研究集中在其论诗“肌理说”，但割裂了翁方纲学术与文学关系，难以反映翁方纲文学思想。因此，以《粤东金石略》采录石刻为切入点，结合翁方纲题跋、诗文著述，有利于更好推进对翁方纲的文学研究。
　　第一章探讨《粤东金石略》体例与翁方纲的文学思想的关系。《粤东金石略》采录石刻以资考订为旨归，多不录石刻全文，体现翁方纲以学术考订取代文学审美的文学观。石刻编排以广东不同地区为类，卷首特标御制碑，体现翁方纲的忠孝观；《粤东金石略》采录石刻多以宋刻为主，书法品评注重以质厚为本，反映到文学上，则体现对诗歌“细肌密理”的要求、对以学问为诗的推崇和对宋诗价值的发现。
　　第二章探讨《粤东金石略》采录石刻的文学价值。康乾御制碑反映康熙皇帝盛世的憧憬，展现康熙的文治武功。此外，康熙御制碑中对诗文的选择，展现其诗歌中的帝王气，同时反映康熙皇帝诗教观及其文学旨趣，这与清初文学与学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广东地区拥有与中原文化迥异的山水景观，自先秦以来为贬谪之所。摩崖石刻所题写的往往是作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景色，抒发其独到的情感体验。集中体现古人面对自然界景物阴晴变幻的直观感受。这在七星岩和英德碧落洞石刻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宋代广东“南海神”信仰达到巅峰，但南宋庆元四年大奚山起义在后世记载中出现“妈祖”与“南海神”张冠李戴的现象一直为人忽略，从这场平叛中宋廷的处理方式上可见南海神的至高无上地位开始动摇，这是南海神庙祭祀兴衰更替的转折点。南海神庙的名声吸引韩愈和苏东坡先后到南海神庙留题祭祀，后人在对二人的追慕中，逐渐形成“韩碑坡句”的文学景观。石刻在传播时间上的无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使其在培育地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最古老的《周府君碑》对周憬事迹的歌颂，具有汉赋通大鸿润的特点，后人在此基础上建立泷头庙。但是，此碑辗转迁移，周憬名声也逐渐为张九龄和韩愈所取代。《粤东金石略》采录张九龄相关碑刻，结合《新唐书·张九龄传》、《旧唐书·张九龄传》中对张九龄形象的塑造，可见张九龄“九龄风度”形象确立的过程。韩愈传播王化，培养人才，确保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为宋代潮州成为“海滨邹鲁”打下坚实的根基。宋代以后，随着韩愈地位的提高，广东特别是潮汕地区出现“景韩文化”。周憬、张九龄、韩愈等早期岭南先贤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让广东地区逐渐摆脱荒蛮状态。宋代以后，无数文人对岭南先贤碑刻进行重刻与唱和，培育广东地区的乡邦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广东的教育也得到长足的长进，对比谢谔、张栻和朱熹的濂溪祠堂记，可见学记的重心主要从对修建者事迹的歌颂转移到对周敦颐兴学的歌颂上来，濂溪书院呼之欲出。明代以后，广东地区继续发扬周敦颐兴学的精神，广建书院学校，祭祀广东先贤，进一步促进岭南文化的崛起。
　　第三章以《粤东金石略·附录》中翁方纲自题20首诗，探讨“覃溪体”的特点及其影响。这20首诗针对的是广州药洲的景观。药洲由一个南汉的皇家园林，逐渐成为明清时期的提学署，凝结了广州地区文化演进的轨迹。历代文人到此题刻，形成“药洲雅集”的风流韵事。《附录》中的20首诗歌以诗为跋，以学问考订为诗，多为七古长篇，集中反映“覃溪体”的特点。翁方纲督学广东促进岭南金石学的崛起，后人在翁方纲的基础上继续对广东金石进行广泛的收集。翁方纲之后，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和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的体例均有模仿《粤东金石略》之意。“覃溪体”在当时虽然遭到“性灵派”的批评，但在翁方纲心中诗文存在地位高下之辩，他所看重的是诗“学”，而非诗歌吟咏创作本身。以学问考订为诗在清代非常普遍，清嘉庆后，“性灵派”等诗人也对翁方纲“覃溪体”的诗歌进行模仿唱和。对诗歌学问的强化后，清代乾嘉以后诗歌“性情”与“学问”之争更为激烈，翁方纲被视为近代宋诗运动的先驱，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晚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