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几乎伴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过程,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大政方针和指示精神。其中不乏对苏维埃金融实践进程的报道,深刻展现着中共早期的金融理念。为探究中共自成立以来金融认知的演变历程,首先应对其在《红色中华》创刊前已掌握的经济常识进行追根溯源。中共为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将目光投向了国外的两大经济学说。经过一番比较后决定主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逐步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苏维埃政权初立之时,外有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内有富农奸商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政权建设举步维艰。但就是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红中社人员不负重托坚持办好《红色中华》这一机关报,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舆论宣传作用。为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进程,中共制定了财政与经济两大政策,金融理念则蕴含于其中,呈现出“财政”、“经济”与“金融”相互交织的面貌。换言之,中共虽尚未掌握专业的“金融学”理论,但其一切举措又皆是围绕筹集资金与巩固金融而展开。中共先是意识到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要运用财政政策将现有资金迅速地汇聚起来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中共依照“聚少成多”的原则,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牵头组织,进行了完善税收制度、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银行信贷体系、发行国币和公债票等金融实践。后又意识到要“转变过去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要通过经济政策开辟资金渠道并节省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于是中共又根据“开源节流”的原则,由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主要负责,开展了投资与对外贸易、合作社运动、节省经济运动和粮食调剂运动等金融实践。由《红色中华》中对于两大政策实施情况的报道内容可知,中共的金融实践中出现过“纸币发行过度”、“强迫命令摊派”等失误;也出现过“财政原则不一致”、“忽视经济建设”等偏差,这些都是因政权建设进程及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导致的。但与《红色中华》创刊前的经济常识相比,中共的金融认知毕竟越发符合实际需要,如“全力维护国币信用”、“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适时管控粮食出口”等举措都极具进步性。总而言之,中共早期自1921至1937年间的金融认知大致经历了理论学习、根据地探索和政权建设实践三大阶段,并随此过程而日渐丰富和完善。通过分析土地革命前后中共对于国外经济学说的理解水平及其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厘清中共早期金融认知的基本演变历程。同时,通过总结《红色中华》中所记录的中共早期金融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可为新时代国家出台财政与货币政策、开展金融工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