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出现了新变化,组织管理分工日趋细化,各慈善组织联合、联动管理机制逐渐成熟。传统善堂管理制度呈现出从轮值制向董事制再到董事会制度变化的趋势,而新兴慈善组织也采用了董事会制、理事会制、委员会制等多种新型管理制度进行内部决策管理。各类新型管理制度,虽名异而实同,都有着分权、选举董事（委员）、会议议事的制度原则。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各类慈善组织普遍使用董事会制度进行管理。而中国近代慈善组织采用董事会制度管理的原因,既有慈善组织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的内生动力,也有官方主体对慈善组织的规范引导。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也给慈善组织管理制度的选择带来了一定影响。此外,此时慈善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互动也不能忽视。虽然慈善组织在晚清董事制与民国董事会制体系下的管理者都叫“董事”,可两者无论是职权范围还是阶层构成上都有很大不同。董事制体系下的董事多为地方绅董,对慈善组织有“董其事”之责,是慈善组织的实际管理者和控制者。其构成主体,主要是地方绅董,受官方的影响较大。而董事会制体系下的董事成分构成更加多样化,当地工商业者构成了董事的主体,政府官员和旅居异地的富商也成为董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的产生方式也产生了一定变化,官方政府不再是选聘董事的唯一主体,各慈善组织可以自行推举或投票选举董事,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不同类型的董事对慈善组织负有不同责任。既有只捐款挂名,不参与慈善组织管理的名誉董事,也有参与到慈善组织日常管理的常务董事,更有部分核心董事（董事长）直接影响着慈善组织决策方向。董事会制度体系下的核心董事（董事长）有着与传统董事相似的职权,但是运作形式上出现了董事会议甚至专门的监事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化的管理机制对核心董事（董事长）权力的制约。董事和董事长通常有一定的任期,各董事通过定期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参与慈善组织的决策管理,董事会重点讨论慈善组织的资金收支和总体发展事宜。各慈善组织会在相对固定的董事会管理模式下根据自身管理实际,制定自身的管理架构。根据其董事会是否直接参与慈善组织的日常运营,可以大致将董事会制度组织管理模式分为委托管理型董事会和执行管理型董事会两类。委托管理模式即慈善组织董事会不直接参与慈善事业的具体运行,另由董事会聘请院长、副院长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而执行管理型董事会既是慈善组织的决策机关,也是管理执行机关,董事会除定期召开董事会议外,还设有常务董事或办事董事全面管理慈善组织日常事务。无论是委托管理型董事会还是执行管理型董事会,都并非固定不变的管理模式。中国的慈善组织在对董事会制度进行实践管理时,都会根据自身组织的具体规模以及出资人构成情况,在董事会职能范围内来对董事会管理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形成适合自身管理运作机制。慈善组织董事会通常兼有资金筹措者、资产管理者、决策管理者以及运作监督者的职能。在与外部的关系方面,董事会制度使得不同慈善组织有了联合协调管理的机制,为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团结慈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制度选择。多个慈善组织通过董事会进行联合管理,既壮大了慈善组织的力量,董事会的董事也因此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这使得慈善组织不再是官方职能部门的附属机构,慈善组织董事会也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双方在完成共同的职能或任务时,会形成阶段性的合作关系,而当政府权力向慈善公益领域扩张,如进行慈善全国性慈善登记或资产整理,涉及慈善组织核心权益时,则会与董事会产生阶段性的摩擦。近代慈善组织的董事会体现了西方民主管理思想,为慈善组织走向近代法人组织提供了可能,但许多慈善组织的董事会还是存在着中国传统同仁组织的管理色彩,核心董事依然对慈善组织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内部监督体系不完善。同时,慈善组织的管理模式发展受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很大,部分慈善组织设立董事会并非是因为董事会制度适合本组织运作管理,而是逐民主之风尚或为政府法规要求所迫。慈善组织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而不应追求形式上的进步。当下,要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也需要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西方的理事会制、会员制等模式要了解学习,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董事会制度也可以提供借鉴,但是仍要立足自身组织特点,做到管理接地气,制度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