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方面的贡献使她成为当代理论界最显赫的人物之一。本文对她的文化理论，包括解析符号学理论、主体性理论、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克里斯蒂娃的早期研究为我们提供的解析符号学、言说主体等开拓性的理论创造。克里斯蒂娃以后结构主义的态度，一开始就对结构主义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并试图构建自己独特的计划以改变结构主义。克里斯蒂娃拥有独特的知识背景，她受到巴赫金的形式主义美学的启发，并站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概念的物质内容剔除干净、仅仅保留其能动批判主体精神实质，在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作为一种批判的科学的解析符号学理论。还包括了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范畴的改造。作为一个身处异乡的外国人，一个处在极端男权环境中的知识女性，双重地被放逐的、被边缘化的处境帮助塑造了她的焦虑的、充满张力的解析符号学计划。 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理论越来越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以《诗歌语言的革命》为代表，克里斯蒂娃将主体性和语言学这两个巨大的领域合二为一，展现了一个构建语言的过程理论，主要以“言说主体”为中心。并将拉康所区分的想象界和镜像界改造为“象征界”和“记号界”，这两个概念的互相作用构成意指性实践。克里斯蒂娃运用并重新定义了柏拉图的“子宫间”概念，子宫间构建了语言的异质和分裂，使象征界中的主体时刻处在悬崖的边缘。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克里斯蒂娃独特的女性伦理学以及与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文化政治理论立场一致的强调多元逻辑的新女性主义理论。以母性为基础，克里斯蒂娃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女性异伦理学。她将伦理与否定性联系起来，通过运用诗歌语言、母性和精神分析的模型，克里斯蒂娃对主体和他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理解。通过构造主体中的他性的新模型，克里斯蒂娃为理解道德开启了一个新的方法。而作为女性主义的同路人，克里斯蒂娃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始终关注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中获得启发，以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为出发点，克里斯蒂娃区分了三个世代的女性主义，并主张在女性身体之上，将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结合，构建出一种基于母性的新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致力于保持每个女性的独特性和个性，使女性既能够进入线性时间，又能够占有循环时间，使女性使女性能够看到自己既可以是类的再生产者又可以是文明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