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一词既代表了动态的过程-收入和支出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静态的结果-地方政府拥有了多少的收入和支出，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地方政府拥有多少的收入资源，承担多少的支出责任，和被赋予了多大的财政权力。因此，如果从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往往被视之为一个时间上的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某一时间，地方政府是否拥有了更多的收支。但如果我们从静态结果的角度去考察财政分权，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地方政府的收支，而非中央政府。 财政分权指标的设置应该能比较全面的反映一个国家的财政分权的状况和特征，而不是简单地对一国的财政分权是大是小下结论。本文遵循的思路是，只有地方政府能够自己控制的部分，才可以归类到地方政府的收入自主权和支出自主权中，但是，要运用这样的指标往往对财政数据的分类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本文还使用了财政依赖度之类的指标来间接地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大小。 在理清了财政分权的基本问题后，本文开始研究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把握我国财政分权的特征。在本文看来，第一，从1980年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在预算内的收入和支出．的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但是，我国预算内财政分权的特征在于，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收入，但是对于如何获取这些收入，则一直没有获得有意义的权力；在支出上，地方政府虽然逐渐获得了支出的决定权，但这种权力和其承担的支出责任又是不一致的。第二，地方政府在预算内的权力的有限性往往迫使其通过非正式渠道来扩张自己的自主权。 这样的财政分权模式会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带来什么影响呢?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财政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还应从决定地方政府决策方式的政治结构出发来研究我国的问题。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使得我们不能从地方居民的偏好入手，来推导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相反的，地方政府的意志成为本文分析的起点。在本文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具有尼斯卡南所描述的拥有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倾向，以及我国财政分权模式所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竞争，我国的财政分权可能不会起到限制地方财政规模的作用。排除了一些数据不全的省份，本文对27个省从1980年至2004年期间的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和预算内外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进行了统计分析，然后以各省的收支占全国财政收支的比例以及各省的收入满足支出的程度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并且利用Jin、Zou和包玉刚等人的实证研究模型，及考虑到在这期间我国所发生的财政体制变迁，进行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其更大的支出自主权时，会导致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张，而且其影响程度并不因财政体制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因为预算外资金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但这一点在目前研究中都未得到重视。使用与之前同样的模型，本文分1983年到1992年和1998年到2003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预算外分权的存在，无论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收支规模，还是带来了自主权，但最终都促进了整个财政规模的扩张。 在财政规模之下，本文接着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收入行为问题。1980年以来，筹集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种收入的获取，是依赖于预算外的渠道，还是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征集预算内收入的努力程度，显然会受制于财政分权的模式。我们认为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即会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在征集收入上的选择权，而减少了它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同时这种分配还会增加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利益的共容性，从而减少了前者以非规范的方式去获取收入。最后，本文还认为，当地方政府收不抵支而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也会增加了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在梳理了我国财政分权模式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行为的影响之后，本文还以26个省的预算外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为自变量，分1983年到1992年和1998年到2003年两个时间段，进行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文在上面的推论，只是需要提及的是，支出分权对地方预算外收入的影响在实施分税制之前和之后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探究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时，与之前的分析不同的是，本文认为这里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李实等人所强调的收入留成比例，即由地方政府征集的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留给地方政府的，而这个比例的大小会对地方政府征集收入的行为产生两种影响：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李实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同时又借鉴了Bahl的财政努力的概念和衡量方法，和乔宝云等人的实证模型，本文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分界点，分1980年到1992年和1995年至0 2004年两个时期进行了基于26个省的面板数据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财政包干制时期，还是在分税制时期，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都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只是，在分税制制时期，这种影响有所降低。除了分析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之外，本文同样分析了支出分权对预算内的财政努力程度的影响。在文章里，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要提供支出的压力和追求更大的自主权带来的动力，而使用同样方法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还是之后，它对地方政府征集收入的积极性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我们将收入留成率和支出分权指标放在一起时发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在支出分权一定的情况下，地方的收入留成率越高，越不利于地方征集收入的积极性的提高。而在分税制实施之后，在支出分权一定的条件下，地方留成比例越高，地方征集收入的积极性反而越大。最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被证明很明显地阻碍了地方政府征集收入的积极性，这个实证研究结果也和乔宝云等人的研究一致。在分税制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地方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要大于其征集税收收入的努力程度。对于地方政府取得的收入和其扩张的财政规模，它主要是将此用于哪些方面昵?尽管财政分权一个最重要的后果被认为是，地方居民的需求将被更好地得到满足，但本文认为，即使财政分权使得居民的需求有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满足，但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决定了这种需求是否会真正可以实现。而在中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做为考核标准时，可能居民的需求并不会得到很好的满足。由于没有分税制改革之前各个省的支出结构的完整的数据，本文对此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分税制改革之后。利用27个省从1994年到2004年的面板数据，并借鉴了Granado等人的模型，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支出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文教科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和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文教科卫支出则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降低。从本文的实证研究来看，预算外的分权会导致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和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增加，而导致行政管理支出比例的降低，但是并不对经济建设支出所占的比例产生影响。 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首先发现，在地方政府的利益不断地凸显，和其地位不断独立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分配，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是一种激励、一种压力和一种手段，而且，最终，这些影响和作用是混合在一起的。 其次，我们发现，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性，而这种扩张性有时候会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去获取，有时候通过正式渠道更加努力的征集收入，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地方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再结合预算外支出的结构，本文还发现，地方政府又将更多的支出用在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行政事业费的支出中。但是，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心，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因为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而得到增长。 为何会导致这种结果呢?具体而又概括地说，首先是我国的民主建设过程太滞后，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大的支出权力和更多的收入资源时，并不会使他变得更加负责任。其次，虽然法治建设在我国一直受到重视，并不遗余力在推进这个建设过程，但是我国的法治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这导致我国的预算约束性差，财政制度不是非常透明，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民众都难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约束，使其对自己的财政行为负责。当缺乏这两个重要的条件时，我们认为财政分权的具体模式倒是次要的。如果我们赋予了地方政府以真正的权力，结果未必会见得会更好。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加有效率，财政制度更加有秩序，社会得到更加和谐的发展，那么，我们必须将财政分权看成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其改革不应只着眼于某一方面：改变收入分配方案或者是下放某一些权力，又或者是重新调整支出责任的分配。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仅有这些又是不够的。我们能重申的只是，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在此之上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预算制度和更加透明的财政制度，最后配合以有效率的收入和支出的分配。而在我国，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以往的以改变控制或者增加激励为目标的财政改革模式。当然，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需要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基础，但是现实的吊诡在于，民主和法治的实施可能恰恰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实现的。因此，在短期内，我们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财政分权体制本身身上，而这种改革需要注意很多细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