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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又译杰姆逊、詹姆逊、詹明信)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后半期，面对西方纷繁复杂的历史理论思潮，詹姆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恢复与重建，批判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时也为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等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詹姆森的历史理论主要由历史主义论、历史唯物论、历史方法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分期论构成。在历史主义论方面，詹姆森批判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及其他非历史主义，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论断。詹姆森认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的否定是缘于“历史”概念的二元性，出于对“共时性”所赋予的优先权，但不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历史的叙述形式在理论上采取怎样的反对态度，但他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放弃这种叙述形式；“历史终结论”虽然表面上承认历史，但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它表达了历史的想象力的障碍，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与地球上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对于历史主义，詹姆森认为，任何历史主义都处于两难处境之中，这个两难处境就是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进行的“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似乎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等历史主义流派都未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最佳方案。面对“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理论的巨大冲击，詹姆森认为，把历史与语言“相对峙”，“以便取得一个超越另一个的终极优越性，这种做法是毫无益处的”，提出“历史不仅仅是涉及到语言，而且发生在它之内”；他还分析了与历史理论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的基本范畴，认为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在分析批判非历史主义与“有缺陷”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詹姆森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历史思维、历史叙事、历史主体、历史的集体性和自然性等观点。
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詹姆森认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对于真实的历史，“人们不必论证”，“必然性将为我们去论证。”詹姆森批评了雷蒙德·威廉斯要取消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区别的观点，还批驳了列维一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企图用心一身对立来取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分的谬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的“自治性”。针对“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认为“生产力”这个概念已不适合一个传播和信息的时代，系统地加以拒斥的做法，詹姆森明确表达了对布莱希特观点的认同，他认为，在传播和信息的时代中，“生产力”蕴含着更深刻的进步意义；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詹姆森认为，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文化是詹姆森研究的核心范畴，詹姆森认为，文化是对社会历史的“记录”和再现。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明确文化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基础上，詹姆森也赞同卢卡奇等人的观点，认为文化存在着“自治性”，但对于把文化的“自治性”作为超越历史的、无时间限制的、永恒的状态的观点，詹姆森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艺术品以及艺术世界本身永远都不是完全的独立自治体。”
在历史方法论方面，詹姆森认为，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必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对于理解整个历史文化现象，也就自然导致不同的后果。”历史方法论的核心是坚持历史辩证法，用总体化的视域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詹姆森指出，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思维的平方”；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统一，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一个“永恒”的体系，它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继续发展。詹姆森深入研究了用于历史分析的一些二元范畴，如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主体与客体的辨证关系。詹姆森认为，“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着对方法的需要”，因为总体化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力量就在于其能够或决心把一切联系起来，并将所有那些相互分离的领域重新联系起来。对于后结构主义对总体化的否定，詹姆森认为，虽然后结构主义以差异、流动、播撤和异质性的名义公开拒斥“总体化”，但“总体化”概念依然在后结构主义中发生作用；总体化具体运用就是以结构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视域来分析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总体化内部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物化、符码转换等中介来体现。詹姆森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本质性转化，空间范畴超越了个人为自身定位的能力，为此，他创造了认知测绘的方法，为“迷失的”主体找寻自己的位置。
在历史决定论方面，詹姆森认为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反对“经济最终决定”的观点；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的公式理解是错误的，但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否定“最终的决定因素”的存在，这个无所不在的“最终决定因素”就是总体性结构化的生产方式。总体性结构化生产方式中的各个层次或层面都是一个亚系统，每一亚系统都按照其自身的原动力来发展，具有半自律性，但它又与结构性总体相联系；“半自律性的亚系统”在一定情况下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詹姆森认为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乌托邦、伦理道德、精神心理等社会意识的无形力量是巨大的，它们通过阶级、民族等有形层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每个阶级都将其他阶级客观化，赋予后者某种外在，从而由客体过渡到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原来的阶级结构隐匿消失，产生了来源于性别和种族的新阶级模式。文化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表现为“文化威力”，“文化威力”的基础是“批评距离”的确立。詹姆森承认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技术“终极决定论”。詹姆森认为，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要好于美国。他认为，“革命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的革命必须有一场文化革命才能完成。詹姆森还阐述了民族、宗教、战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在历史分期论方面，詹姆森提出“断代无法避免”，认为承认历史就应该承认历史的分期。詹姆森把符码体系作为解决历史分期问题的中介工具，通过符码在文化和社会形式之间的转换运动把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使表面上不相关的分离和矛盾得到局部的克服，伴随着局部的创造性，使历史分期得以实现。詹姆森借助对福柯的历史分期和断裂模式的分析，阐释了时期和断裂的复杂辨证关系。詹姆森以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阶段论为依据，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即现实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分别对应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同时，詹姆森还指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分期与语言符号的演化密切相关。随着市场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物化的力量”消解了现实主义经验，使指涉物与能指和所指相分离，语言符号表征的文化从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在跨国资本主义阶段，“物化的力量”彻底断开了语言符码的内部结构，能指摆脱所指，时间和空间分离，能指具有了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打开了崭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空间，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式的后现代语言，能指指向了多元的可能性世界。詹姆森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语言符号演化以及文化形态变迁的发展逻辑统合在历史分期中，凸现了文化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詹姆森还运用历史分期的方法对20世纪60年代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全球“文化起伏”及“他性政治”进行了综合分析。
由于詹姆森尚在继续发展他的历史理论，所以目前还不可能对其历史理论作出“历史性”的评价。就其现有的历史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渊源和后现代语境分析詹姆森历史理论的建构逻辑。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形成于20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是现代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催生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不在场原因”。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历史特征：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带来了美国式的均质化、标准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来说明与探索这些发展”(凯尔纳语)。詹姆森5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主要来源，也使他的历史理论一直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迹发展。身处反历史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语境，詹姆森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他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历史理论。第二，詹姆森历史理论的特点。与当代西方其他历史理论相比，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兼容性、策略性、学院性、实践性、问题性、延展性等方面，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兼容性，这种“能兼收并蓄地直面由一切思想和出版物组成的庞大阵地”的兼容性特点，在当代西方可能只有他和德勒兹的理论才具有。对于詹姆森来说，这种理论的兼容性，实际上也是他采取的一种理论策略，其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兼容性也使他的历史理论呈现出了文本语码的复杂性。第三，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价值。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西方其他相关理论的批判，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后现代语境的“被压制”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詹姆森通过兼容并蓄的理论策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推向了极致”(安德森语)。詹姆森历史理论中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作用的观点、结构化生产方式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等，对我们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詹姆森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分析了当代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征和金融地产投机问题，认为金融投机和地产投机疯狂循环的结果是“不知不觉地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这为我们分析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金融资本主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域。詹姆森历史理论的缺陷主要包括：一些核心概念范畴的“语义”不够清晰，如“历史”、“文化”、“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等等，有的甚至存在矛盾；经詹姆森“调和”兼容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在其历史理论的框架中并不能完全“和谐”相处；詹姆森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也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等等。原因主要有：詹姆森的文体风格是阿多诺式的，其语言的晦涩艰深，加之詹姆森在著述中重思想表达，轻概念辨析，给研究者对其历史理论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詹姆森在著述中经常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符码转换，也容易使阅读者产生“语义”上的混淆；詹姆森一直试图在融合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这是他表述的内容存在“矛盾”的内在逻辑原因；由于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很多现象还只是“征兆性”的，正是这种“历史的客观抑制”，使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外在表征。詹姆森历史理论存在的割裂文化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文本历史与真实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倾向，表现出了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2008年11月，詹姆森荣获被称为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大奖。此奖项目前只克里斯蒂娃、哈贝马斯等四位著名学者获得。霍尔堡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在奖励詹姆森的评语中特别提到了他对“历史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洞察”，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价值。
詹姆森的历史理论主要由历史主义论、历史唯物论、历史方法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分期论构成。在历史主义论方面，詹姆森批判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及其他非历史主义，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论断。詹姆森认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的否定是缘于“历史”概念的二元性，出于对“共时性”所赋予的优先权，但不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历史的叙述形式在理论上采取怎样的反对态度，但他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放弃这种叙述形式；“历史终结论”虽然表面上承认历史，但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它表达了历史的想象力的障碍，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与地球上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对于历史主义，詹姆森认为，任何历史主义都处于两难处境之中，这个两难处境就是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进行的“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似乎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等历史主义流派都未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最佳方案。面对“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理论的巨大冲击，詹姆森认为，把历史与语言“相对峙”，“以便取得一个超越另一个的终极优越性，这种做法是毫无益处的”，提出“历史不仅仅是涉及到语言，而且发生在它之内”；他还分析了与历史理论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的基本范畴，认为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在分析批判非历史主义与“有缺陷”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詹姆森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历史思维、历史叙事、历史主体、历史的集体性和自然性等观点。
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詹姆森认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对于真实的历史，“人们不必论证”，“必然性将为我们去论证。”詹姆森批评了雷蒙德·威廉斯要取消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区别的观点，还批驳了列维一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企图用心一身对立来取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分的谬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的“自治性”。针对“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认为“生产力”这个概念已不适合一个传播和信息的时代，系统地加以拒斥的做法，詹姆森明确表达了对布莱希特观点的认同，他认为，在传播和信息的时代中，“生产力”蕴含着更深刻的进步意义；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詹姆森认为，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文化是詹姆森研究的核心范畴，詹姆森认为，文化是对社会历史的“记录”和再现。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明确文化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基础上，詹姆森也赞同卢卡奇等人的观点，认为文化存在着“自治性”，但对于把文化的“自治性”作为超越历史的、无时间限制的、永恒的状态的观点，詹姆森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艺术品以及艺术世界本身永远都不是完全的独立自治体。”
在历史方法论方面，詹姆森认为，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必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对于理解整个历史文化现象，也就自然导致不同的后果。”历史方法论的核心是坚持历史辩证法，用总体化的视域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詹姆森指出，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思维的平方”；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统一，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一个“永恒”的体系，它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继续发展。詹姆森深入研究了用于历史分析的一些二元范畴，如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主体与客体的辨证关系。詹姆森认为，“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着对方法的需要”，因为总体化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力量就在于其能够或决心把一切联系起来，并将所有那些相互分离的领域重新联系起来。对于后结构主义对总体化的否定，詹姆森认为，虽然后结构主义以差异、流动、播撤和异质性的名义公开拒斥“总体化”，但“总体化”概念依然在后结构主义中发生作用；总体化具体运用就是以结构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视域来分析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总体化内部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物化、符码转换等中介来体现。詹姆森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本质性转化，空间范畴超越了个人为自身定位的能力，为此，他创造了认知测绘的方法，为“迷失的”主体找寻自己的位置。
在历史决定论方面，詹姆森认为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反对“经济最终决定”的观点；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的公式理解是错误的，但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否定“最终的决定因素”的存在，这个无所不在的“最终决定因素”就是总体性结构化的生产方式。总体性结构化生产方式中的各个层次或层面都是一个亚系统，每一亚系统都按照其自身的原动力来发展，具有半自律性，但它又与结构性总体相联系；“半自律性的亚系统”在一定情况下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詹姆森认为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乌托邦、伦理道德、精神心理等社会意识的无形力量是巨大的，它们通过阶级、民族等有形层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每个阶级都将其他阶级客观化，赋予后者某种外在，从而由客体过渡到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原来的阶级结构隐匿消失，产生了来源于性别和种族的新阶级模式。文化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表现为“文化威力”，“文化威力”的基础是“批评距离”的确立。詹姆森承认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技术“终极决定论”。詹姆森认为，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要好于美国。他认为，“革命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的革命必须有一场文化革命才能完成。詹姆森还阐述了民族、宗教、战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在历史分期论方面，詹姆森提出“断代无法避免”，认为承认历史就应该承认历史的分期。詹姆森把符码体系作为解决历史分期问题的中介工具，通过符码在文化和社会形式之间的转换运动把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使表面上不相关的分离和矛盾得到局部的克服，伴随着局部的创造性，使历史分期得以实现。詹姆森借助对福柯的历史分期和断裂模式的分析，阐释了时期和断裂的复杂辨证关系。詹姆森以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阶段论为依据，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即现实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分别对应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同时，詹姆森还指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分期与语言符号的演化密切相关。随着市场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物化的力量”消解了现实主义经验，使指涉物与能指和所指相分离，语言符号表征的文化从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在跨国资本主义阶段，“物化的力量”彻底断开了语言符码的内部结构，能指摆脱所指，时间和空间分离，能指具有了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打开了崭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空间，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式的后现代语言，能指指向了多元的可能性世界。詹姆森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语言符号演化以及文化形态变迁的发展逻辑统合在历史分期中，凸现了文化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詹姆森还运用历史分期的方法对20世纪60年代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全球“文化起伏”及“他性政治”进行了综合分析。
由于詹姆森尚在继续发展他的历史理论，所以目前还不可能对其历史理论作出“历史性”的评价。就其现有的历史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渊源和后现代语境分析詹姆森历史理论的建构逻辑。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形成于20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是现代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催生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不在场原因”。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历史特征：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带来了美国式的均质化、标准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来说明与探索这些发展”(凯尔纳语)。詹姆森5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主要来源，也使他的历史理论一直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迹发展。身处反历史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语境，詹姆森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他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历史理论。第二，詹姆森历史理论的特点。与当代西方其他历史理论相比，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兼容性、策略性、学院性、实践性、问题性、延展性等方面，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兼容性，这种“能兼收并蓄地直面由一切思想和出版物组成的庞大阵地”的兼容性特点，在当代西方可能只有他和德勒兹的理论才具有。对于詹姆森来说，这种理论的兼容性，实际上也是他采取的一种理论策略，其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兼容性也使他的历史理论呈现出了文本语码的复杂性。第三，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价值。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西方其他相关理论的批判，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后现代语境的“被压制”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詹姆森通过兼容并蓄的理论策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推向了极致”(安德森语)。詹姆森历史理论中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作用的观点、结构化生产方式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等，对我们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詹姆森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分析了当代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征和金融地产投机问题，认为金融投机和地产投机疯狂循环的结果是“不知不觉地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这为我们分析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金融资本主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域。詹姆森历史理论的缺陷主要包括：一些核心概念范畴的“语义”不够清晰，如“历史”、“文化”、“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等等，有的甚至存在矛盾；经詹姆森“调和”兼容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在其历史理论的框架中并不能完全“和谐”相处；詹姆森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也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等等。原因主要有：詹姆森的文体风格是阿多诺式的，其语言的晦涩艰深，加之詹姆森在著述中重思想表达，轻概念辨析，给研究者对其历史理论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詹姆森在著述中经常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符码转换，也容易使阅读者产生“语义”上的混淆；詹姆森一直试图在融合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这是他表述的内容存在“矛盾”的内在逻辑原因；由于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很多现象还只是“征兆性”的，正是这种“历史的客观抑制”，使詹姆森的历史理论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外在表征。詹姆森历史理论存在的割裂文化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文本历史与真实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倾向，表现出了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2008年11月，詹姆森荣获被称为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大奖。此奖项目前只克里斯蒂娃、哈贝马斯等四位著名学者获得。霍尔堡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在奖励詹姆森的评语中特别提到了他对“历史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洞察”，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詹姆森历史理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