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世界经济呼唤构建一个更公平、更平衡的包容性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我国更是如此。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普惠金融形成显著的区域差异,而商业银行通过为社会经济提供传统金融服务,成为我国普惠金融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然而,商业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如普惠金融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盈利性相矛盾,普惠服务对象低收益与商业银行业务开展高成本相矛盾,普惠金融服务对象高风险与商业银行风险防范高门槛相矛盾等。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给予了新的视角。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直接促进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金融业的深化与融合。不仅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形成风险与成本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提供方式;而且有助于银行业竞争的优化,使得不同类型银行业机构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然而,金融科技给传统普惠金融带来技术驱动创新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也给依托传统物理网点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传统普惠金融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金融科技对我国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这对商业银行如何运用金融科技突破传统普惠金融发展困境,以及缓解我国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1-2018年的经济金融面板数据,采用迭代GMM回归方法,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交互项作为调节变量,分别从金融科技及其三个子维度和三类典型业务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我国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选取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模型结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会通过产业竞争机制给传统传统普惠金融带来“挤出效应”,也会通过技术溢出机制给传统普惠金融带来“鲶鱼效应”。其中,“挤出效应”给传统普惠金融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鲶鱼效应”则有助于普惠金融发展;(2)随着银行业竞争的增强,金融科技的“鲶鱼效应”会逐步减弱。银行业竞争存在一个临界值,且当银行业竞争低于临界值(HHI值高于临界值),金融科技不但不会给传统普惠金融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会促进传统普惠金融发展;而当银行业竞争高于临界值(HHI值低于临界值)时,金融科技给传统普惠金发展带来负面影响;(3)金融科技的三个维度中,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发挥的“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相对更强;在金融科技的三类典型业务中,数字支付和互联网信贷的“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相对更强。本文的结论为商业银行如何运用金融科技突破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如提高各类银行的金融科技利用率、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多渠道合作、支持中小金融机构金融科技研发应用、充分发挥新兴金融服务商的作用、创新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和产品、积极布设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制定合理的金融科技战略与发展规划、利用监管科技提升普惠金融管理水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