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不仅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学说的主要致思向度。在当代,它还关乎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越性与可欲性。基于此,G.A.柯亨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段开始致力于运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对社会主义下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展开规范性的建构。这一建构立足于其对罗伯特·诺齐克和以赛亚·伯林的批判。首先,通过对诺齐克的批判,柯亨揭示了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第一个维度,即自由与平等是相容的。具体而言,在柯亨看来,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所捍卫的自由的实质是形式上的自我所有权,其范围是由自我所有原则规定的,诺齐克正是借助自我所有原则、原始资源人人可得和占有规则这三大条件,推导出了自我所有权必将导致不平等的结论,即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柯亨并不认为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在批判诺齐克的基础上,他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自由与平等的兼容性展开了论证。一方面,他以肯定自我所有原则为前提,通过驳斥占有规则和构建世界资源共同所有的经济结构的方式,论证了形式自由,即形式上的自我所有权与平等是相容的。另一方面,他通过拒斥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的方式,论证了实质自由,即自主权与平等是相容的。其次,通过对伯林金钱与自由关系思想的批判,柯亨揭示了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第二个维度,即自由要求平等。伯林始终坚持,贫穷并不会导致自由的缺乏而只是意味着实现自由所需条件的缺乏。而依据柯亨,在金钱社会中,金钱并非只是运用自由的条件,这是因为金钱能消除干涉,进而带来自由。柯亨对此的论证,是为了说明自由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换言之,自由的获得依赖于平等主义的再分配。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才坚持主张自由要求平等。以此为出发点,柯亨还在自由与平等的实现路径上展开了理论探讨。最后,基于马克思的视野对柯亨自由与平等关系思想的得与失进行检审是必要的。从总体上看,尽管柯亨的理论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这表现在他放弃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平等实现路径的运思理路,但是这并不能消解柯亨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自由与平等关系思想的发展,这体现为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对我国新时代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进而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