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被奉为群经之首,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承载着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代表。自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就开始不断挖掘这座人类文明与智慧的宝藏,各种语言和风格的《易经》研究、译本、论著层出不穷。本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众多译本中挑选了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三个译本分别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本,出版于1882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1924年完成德译本,后由美国德译英专家贝恩斯在1950年转译成英文译本；中国学者汪榕培,任秀桦译本出版于1993年。根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翻译就是译者对原文本的改写。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宏观分析了三名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特点,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译作的诗学特点,以及他们翻译《易经》时的赞助力量。并在微观方面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例如地名、时间词、人称、典故等文化负载词在三个译本中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及诗学对译本改写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传教士理雅各为了帮助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理雅各译本注重强调《易经》中的宗教性,采用了直译、注释等翻译手段。赞助人包括教会,鸦片商人和学者,其赞助力量是分散的。中西宗教比较先驱穆勒肯定了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学术价值；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旨在向西方学者传播中国文化,在《易经》中寻求智慧,以拯救二十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对外扩张和世界大战而遭受巨大创伤的西方文明。其译本中主要运用了直译、注解等翻译手段。在心理学家荣格的帮助下卫礼贤、贝恩斯译本得到了博林根基金的资助并出版,同时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所以其赞助力量是集中的；汪榕培、任秀桦译本属于对中国译者亲自翻译中国典籍以打破外国译者翻译中国典籍的追求,以弥补外国译者对中国文化实质解析不足的遗憾,在其译本中主要采用直译、释意翻译的方法。其赞助人包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社和国内的读者,赞助力量是集中的。本研究证明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确实对《易经》的英译有着重要影响。从改写角度来看,作为改写形式之一的翻译,由于创作和翻译的时空差距,译文中确实呈现不同的改写。造成改写的原因是目标语文化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对译者的制约以及译者本身能动性的发挥。译者作为改写者,其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将《易经》英译的研究置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之下的研究,为《易经》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活动的本质和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对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