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平台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不论是社交、购物还是娱乐、学习,平台的出现为人们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移动互联网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在手机、平台、电脑等终端上使用平台。而正是由于这种平台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不断产生大量新的数据,而平台则通过算法收集、存储、分析这些用户数据,然后输出算法决策结果对用户进行算法推荐、搜索排序等。而这一系列过程对用户而言,平台形成了一种事实上足以影响甚至引导其行为和决策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对于平台这个私人行为者构成了一种私权力,也就是平台权力。而这种由算法所产生的平台权力的出现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也引起了立法者和学者的关注。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对于基于算法的平台权力的产生背景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其中的“算法”概念。在此基础上从平台算法应用的三个环节出发,分析了现有法律规制所面临的困境,即用户数据规制的受保护数据标准模糊,算法技术规制的责任划分不明确,平台功能规制的规制对象不全面。基于算法的平台权力所带来的风险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和正当化理由。本文的第二部分从用户数据、算法技术和平台功能分析了基于算法的平台权力所带来的风险,并且通过回应反对法律规制的理由来探讨相应的法律规制边界。用户数据风险包括过度收集使用个人数据和个人数据的退出困难。算法技术风险包括算法歧视和算法监视。平台功能风险包括对于竞争者的市场优势地位和对用户的信息优势地位两个方面。在对风险进行充分分析之后再对比现有法律规制的风险应对情况,通过应然和实然两种状态的对比得出现有法律规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平台”欠缺明确定义和“权力”定义过窄。为了解决这两点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对于基于算法的平台权力进行了概念重构。首先通过算法的构成性地位、算法的技术壁垒、算法资源的集中优势三个构成性特征明确“平台”的概念。然后对“权力”的概念进行了扩张,首先是从市场层面扩张到社会层面,然后将消费者扩张到公民。在对概念进行重构之后,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完善现有法律规制的建议,即拓宽监管框架。在事前认定方面,分别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平台生态系统进行认定,对于关键基础设施需要参照公共服务等进行监管。在事中保护方面,建立场景化的数据分类以更好地保护用户数据以及完善数据的退出机制。在事后归责方面涉及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算法内部进行归责,另一个是在平台生态系统内部进行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