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平沦陷后,位于西郊的燕京大学面临是否关闭、迁校、接受奴化或自由办学的选择问题,本文关注的是燕大如何调用政治资源和空间策略,来维持大学的正常运行,使燕大办学目的和师生员工被保护于其本质之中。“孤岛”,在本文中有双重含义,既指1937-1941年间的燕京大学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又指所有大学在历史上可能遭遇的能否自由办学的困境。选择燕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这所大学层累的历史遗存,包括一个完整的校园空间,即燕园;还包括众多燕大校友自发征集的回忆文章,这些固化为文字的回忆是还原校园生活面貌的重要文本,也是反映学生对燕京精神认同感的主要依据。燕京大学的本质,即以服务社会为主要目的,贯穿于整个燕大历史;尤其在孤岛时期(1937-1941),这一本质的保存因日军压迫而愈显大学校园的存在意义。本文关注的三种场所,涉及临湖轩校长官邸、教师住宅和岛亭。临湖轩是校长住宅,它除去私人居住功能外,还具有公开招待军政官员、教职员工、学生及其他人员的公共属性。临湖轩逐渐成为校长话语及态度的代名词,也成为向日军展示校园存在正当性的舞台。孤岛时期的燕大校园并非铁板一块,仅靠围墙和大门不能将日伪特务完全阻挡在外,能够完全抵挡日伪进犯的场所只有外籍教授住宅,它们除了日常教学和师生互动外,很自然地成为非常时期进步学生活动的庇护所;孤岛时期,青年教师侯仁之见证了临湖轩为逃往后方的学生饯行、教授住宅对抗日行为的支持和庇护、岛亭中深藏的地下活动者等情形,他是联系临湖轩、教授住宅和岛亭活动的重要线索人物。岛亭位于男生宿舍生活区,其地下室曾作为经济系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基地;这种生活日常成为隐藏地下工作者的软性屏障。在聚集未名湖胜景的“孤岛”,不可避免产生与世事的疏离,正是这种暂时“远离”,使人可以展开与周遭世界的对话,诗思便由此而生。从空间使用角度,考察孤岛时期燕大校园对办学实践的关键作用,有助于提示非常时期大学校园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也是对于“大学意义”问题的一次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