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的文化转向后，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翻译的研究也转向宏观、动态的体系。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多元系统理论中提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各不相干元素组成的混合体。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以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都会对特定时期内翻译的规范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时，译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处于边缘或次要地位时，译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本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中提出的翻译研究应该从宏观、动态体系来考虑的观点，对英文作品《飘》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中文译本做了比较分析，试图从中说明一定时期民族文化地位对翻译规范及翻译策略的影响。 小说《飘》以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着力刻画了郝思嘉不屈不挠进行奋争的女性形象，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的崩溃史。小说中凸现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潮，与本文中选取的三个译本所处的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五四时期，提倡个人的解放，而现代的个人无法脱离现代的社会结构而单独地存在。所以，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个人的解放即民族的解放。在40年代的抗战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则呼吁科学和民主，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和思想上的迷信。在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确立，人们追求于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价值观。文学的发展也从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本文之所以选取这部小说分析材料是因为它在中国不同时期的传播能够凸现出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发展和变化，而选取的三个译本则可以更好的诠释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多元系统地位对于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本文从词汇、句法、语篇和思维模式四个层面上对所选取的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由此可以看不同的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及翻译策略有着很大的区别。通过在词汇层面的对比，可以发现某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其实是由一定时期社会环境中的使用者决定的。因此，当文化多元系统出现变化时，人们在这一特定时期所运用的语言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句法层面的分析，第一个译本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这是受到当时通俗小说的影响。如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而Venuti的异化观在第二个译本时期受到了重视。Venuti认为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他极力主张异化翻译原则，提倡所谓不通顺的译文，以突出原文的异域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质，防止被目的语的规范所吞噬。因此戴侃等人的译本就趋向于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其实，异化翻译只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概念。完全的和绝对的异化是不可能的。而李美华的译本则在这两种翻译策略中采取了折中的方法。作者又从语篇连贯的基础上对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了分析。译者必须借助语篇分析过程，在译语语篇中重新构建具有同等价值的连贯结构。这三个译本在语篇上的差异正好说明译者的思维方式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只反映该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所以思维模式也是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在第五章中，作者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结合译入语的民族文化地位、翻译动机、赞助人和读者这四个文本外的因素来论述了三个中文译本存在差异的归因。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首先可以看出一定时期的文化多元系统地位及翻译文学的地位将决定在这一时期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因此，一定时期的翻译规范只是一个社会当时的价值观的反映，不同的规范只是为了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所以某一时期的规范不能衡量不同时期的译本。其次，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是一种动态的行为，所以翻译规范是不可能绝对且万能的。由此，在本文所选取的三个译本中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 多元系统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将社会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引入到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它能突破规约式研究的不足，即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不太考虑文化的大环境。而且总认为自己的标准的唯一正确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所有的翻译上去。将多元系统理论应用到本文的多个译本研究中，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来看待翻译问题，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等值争论，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