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和沈从文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坛保持了相当的创作独立性,并取得了杰出的文学成就,但他们本人及其作品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却长期遭遇“边缘”的处境。立足于“边缘书写”这一视角,本论文第一章力图对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进行深入对比,在对小说文本的具体细致的解读中,精心梳理和彰显同处边缘的南方一隅(川西坝与湘西)在他们笔下呈现出的巨大差异。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文章分别从作家本人的学养准备及文化积淀,作家诉诸于文学的寄予和企望,两位作家各自与“中心”对话的文学姿态这三个维度,分析探究造成此般差异的诸多因素,进而推绎出这一观点:李劼人的学养准备和文化背景,赋予了他“外省审美”的不俗眼光,他将边缘地域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以超越的气度,坦然审视“川西坝”的历史流变,在“大河小说”中尽显巴蜀文化的精气神韵,迸发独特魅力;沈从文自身的阅历及相应的文化心理积淀,则激发了他潜在的抗衡意识,主情地营造一个仿真梦境与现实世界相颉颃,底里是他对“湘西”“边缘处境”的文化焦虑,诉诸文字则转化为一种诗意表达。基于“边缘”的这种“外省审美”与“文化焦虑”,既是李劼人与沈从文的显著差异,也是他们各自异于同时代作家的文学特质。由此引发如许问题:文学史给予了它们怎样的重视?两位作家相应的合法地位是否得到了承认?论文第三章对此梳理相关纷繁错综的线索,回溯其中短长得失,考量其经验教训,力图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思,以期对将来文学史书写有些启示,对开拓李劼人与沈从文研究的新的可能性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