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辉煌而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一日千里,而这一切都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它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都起到了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并逐渐与社会及其各系统融为一体。科学传播不论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还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普及和技术推广,亦或是教育系统的传授和决策部门的咨询,它作为沟通科学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在当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社会中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于1939年就认识并提出“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传播的全盘问题”。由于科学传播对科技创新、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本国科学传播(尤其是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事业的发展,纷纷制定国家战略,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增强自身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供支撑。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同步发生,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更加密切,知识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技术风险甚至灾难与日俱增,其对社会环境和公众健康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疯牛病、核泄漏、克隆人等一系列事件动摇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心,甚至对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也感到不安并提出质疑,公众的信任危机和舆论谴责对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审视,科学传播的内涵也随之拓展和演化。不论是国内的传统科普工作,还是欧美早期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都体现着“缺失模式”的前提假设,即科学是完美无缺、准确无误的,而公众是愚昧无知、确信无疑的,科学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福祉,公众对科学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知识和过程)的理解程度,所以,公众越是理解科学,其科学素质越高,也就越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然而,研究和事实表明,这种将科学圣神化、公众问题化、理解简单化的科学传播模式,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现实基础,在当今知识的不确定性时代,不仅无助于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公众与科学之间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科学传播传统内涵中科学主义的公众理解受到批判,科学反思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传统功能中科学大众化的社会普及得以完善,社会语境、民主决策以及公共服务功能不断拓展。科学传播也正是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逐渐从传统科学普及发展为现代科学普惠,从公众理解科学转向公众参与科学(对话和决策),从传者为中心的“缺失模式”过渡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语境模式”和“民主模式”,实现了社会到科学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反馈,同时也达到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和公共治理,为科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和风险控制提供了多元途径,为国家创新系统和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机制保障。在知识社会与风险社会并行的今天,科学传播的新模式——“语境模式”和“民主模式”业已成型、大势所趋,它将有力的指导当前公众参与科学对话和决策的社会实践,对推动我国的科普事业,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完善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基于公众参与的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缓和科学与公众的紧张关系,协调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