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电影研究从传统理论转向现代理论阶段，不再注重电影自身特性分析，转而把电影放置在人类文化背景上去考察。因此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然而与传统的电影评论侧重于电影的故事情节、摄影技巧、演员的演技等不同,文化研究学者们则更多关注的是电影的“政治性”和其所呈现的“思想意识形态”。电影就像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又像是通往真实世界的阶梯，向人们呈现着薄纱后面的真实世界。《飞越疯人院》原本是作家肯·克西发表于1962年的一篇小说。小说以疯人院借喻美国式的社会形态，反体制意味浓烈。经过移民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之手，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给影片蒙上了一层特殊的光泽,同时也给了观众更多的揣度空间。因此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的反响。文化研究学者们也争相从各个角度去解读这部电影。这篇论文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垫，首先阐明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基本理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对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疯人院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进行分析，并对电影中五个典型“病人”比利、哈定、契士威克、墨菲和酋长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他们各自的反应和结果，以及电影中出现的四次“飞跃”,亦即四次逃出疯人院以追寻人身自由进行探析，从而说明为什么在这种看似和善、友好却讨厌、强制的管理下，病人依然最终会妥协，并和谐地和这种制度生活在一起。论文表达了对“飞越”疯人院的质疑，事实上没有人能真正的摆脱“疯人院”的“掌控”，即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包围中，疯人院的病人们不断地尝试追求自由，逃出疯人院，逃离约束，但最终未能成功，因而他们的尝试是白费的。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永远是虚妄的。即使有过短暂的“飞越”，也只是昙花一现，人们终归会妥协并适应它，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