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税收规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公司而言,税收规避有节税的效果,可以增加税后收益从而减少现金流出。但在国家层面,税收规避会减少税收收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甚至会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影响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应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抑制企业避税动机,消除避税的消极影响。股份公司的代理冲突是影响税收规避的重要因素。代理冲突不仅存在于股东与经营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央政府与中央控制的企业之间,存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控制的企业之间,还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这一系列的代理冲突会对公司的税收规避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对于代理冲突与税收规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代理冲突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2008-2017年平均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差/年末资产总额”为0.0178,其中,国有企业为0.0138,非国有企业为0.0200,即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大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为0.0153,地方企业为0.0128,即中央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大于地方企业。通过全部样本回归分析发现:（1）管理层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增加会促进税收规避行为。（2）资本结构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资产结构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股权集中度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股权制衡度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4）中央国有企业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中央国有企业持股比例大于60%”时,税收规避更严重。（5）地方国有企业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地方国有企业持股比例大于40%”时,税收规避更严重。（6）“是否地方国有企业”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地方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小于中央国有企业。进一步分国有组和非国有组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强度越大,税收规避越严重。（2）无论是在国有组还是非国有组,资本结构对税收规避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国有组,资产结构对税收规避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在非国有组,资产结构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无论是在国有组还是非国有组,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对税收规避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国有组中,独立董事比例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非国有组,独立董事比例对税收规避没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分中央组和地方组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无论是在中央组还是地方组,薪酬激励对税收规避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央组,股权激励对税收规避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地方组,股权激励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无论是在中央组还是地方组,资本结构对税收规避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资产结构对税收规避都没有显著的影响。（3）无论是在中央组还是地方组,股权集中度对税收规避具有显著正面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对税收规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在地方组,股权制衡度对税收规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中央组,股权制衡度对税收规避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国家税收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全部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税收规避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第二,全部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表明,代理人都具有自利的倾向,都有动机去把公共的税收化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第三,分类样本回归分析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代理冲突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一种以协调为基调的综合性对策建议,即把上述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进行组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税收规避的动机或负面影响。第一,在完善国家税收制度方面。应把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持股比例高于税收分成比例的企业,独立董事比例低、长期负债比例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作为防控避税的重点。第二,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政策方面,可能的组合主要有以下方面:（1）加大经营者激励强度的同时,降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提高独立董事比例。（2）加大经营者激励强度的同时,提高长期资产比例和长期负债比例。（3）提高长期资产比例和长期负债比例的同时,降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提高独立董事比例。（4）调整政府持股比例,使之接近于或者低于税收分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