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任务与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刑罚目的双重背景之下。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对于公职人员违反党纪、职务犯罪的分散职能统一集中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这解决了之前因权力交叉、分散行权带来的制度隐患,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追诉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转变为调查权,而监察委员会并非刑事诉讼主体,那么其行使调查权收集的监察证据怎样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予以认可,又如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被采用和采信等问题,就成了当前监察机关实现职务犯罪追诉必须回答的问题。用于审判的证据产品并不都只限于诉讼机关产生,监察证据的产生正是如此。在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中,对必须用于审判但不属于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据产品需要通过证据转化的方式来消解程序障碍。虽然《监察法》33条为监察证据诉讼转化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监察证据诉讼转化证据资格的获取在法理学层面仍存“身份之正”的争议,同时该条款的规定本身过于笼统,存在证据诉讼转化范围界定不清、证明标准不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具体等问题。这些难免也给监察证据诉讼转化的实践带来阻力。笔者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证据转化的理论基础角度对证据转化概念的辨析,证据转化的程序价值和诉讼价值的考量等为理论铺垫,论析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关系,明确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监察证据诉讼证据转化面临的因法律规范不精确导致的证据种类差异、证明标准不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清的理论困境,以及实物证据与言辞证据转化之实践困境,通过明确监察证据的转化范围、统一证明标准,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保存规范,构建法律化的运行主体等多维度来完善监察证据移送转化机制,以期构建监察证据诉讼转化的合理化路径,为实现国家反腐倡廉、惩治职务犯罪,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添砖加瓦,并为非诉讼机关产生的法律产品被用于审判提供更多的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