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处于各项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税收环境不断完善的时期,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税收制度的遵守情况一直是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导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变缓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营改增等政策,更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避税问题。2008年我国税收制度发生变革,企业的税收负担得到了减轻,但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支出仍占企业税前利润的25%,是企业现金支出的主要方面之一。因此,为了节约现金支出,企业有动机营造不透明的交易环境并采取避税行为。我国企业高管的隐性福利及薪酬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提出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进行薪酬改革,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提出的坚决消除“招待、宴请和生活待遇”等职务消费对国有企业产生直接影响,在职消费相关问题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依据“存在即合理”的唯物主义史观,在职消费是随着企业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支出,具有正反俩面性。现有文献对在职消费的研究集中于“代理观”下损害企业效率的方面,而忽略了在职消费在“激励观”和“商务关系观”下促进企业效率的方面。因此,在我国特有的政策制度和税收改革背景下,研究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实现途径问题,成为一个可研究且值得研究的问题,即通过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代理观”、“激励观”、“商务关系观”等视角,研究企业避税、政治关联与管理层在职消费三者的关系。本文选取2012-2015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用于计算管理层在职消费统计量数据信息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对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寻租与心理契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影响作用,并考虑政治关联在上述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研究在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在企业避税活动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是否产生差异。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绪论。主要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归纳本篇论文的研究框架并提炼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文献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了解本文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总结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研究视角。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并对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寻租与心理契约等相关理论进行整合,进行理论的演绎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部分包括,定性和定量多元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列出验证本文假设的多元回归模型,说明样本与数据的来源与筛选,是本文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与结果。首先,对经过筛选后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其次,运用研究设计中提出的模型及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本文研究内容的稳健性。第六部分,总结。整合上述五部分的内容得出研究结论,分析结论并为提升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合理性提供一些建议以实现本文的写作意义。总结本文内容,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展望进一步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企业避税对管理层在职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企业避税程度越高,管理层在职消费越高,且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性。不论是归因于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代理观”,还是归因于“激励观”和“商务关系观”,上述关系都是成立的。第二,企业既有的政治关联在企业避税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正向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激励观”和“商务关系观”下,既有政治关联的存在可以节约管理层为了建立交易关系网而产生的职务消费支出,降低了计入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寻租成本”。第三,在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下,通过区分产权性质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既有的政治关联在企业避税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正向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上述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国家税收环境的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合理性的标准界定等方面提供一些实证依据,并最终促进经营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