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口是最容易陷入贫困且最难以脱离贫困的人群之一。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老龄化趋势的逐步显现,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也开始全面凸显,并日益成为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据此,本文试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地讨论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形成机理及其反贫困的政策选择。鉴于现有文献表明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状况是以往累计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选择从收入状况、健康状况、代际支持三个维度研究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形成机理。具体而言:收入状况是影响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其中,保障性收入能够大幅度降低城市老年人口的发生率,但并不能消除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非保障性收入有助于降低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但我国多数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并不具有私人储蓄、资产收入等非保障性收入。其二,通过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大幅度增加其医疗费用开支,个体层面的健康状况能够影响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其中,较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抑制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反之则会大幅度提升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其三,子女的代际支持能够明显抑制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但伴随中国城市家庭的结构变化,尤其是子女数量的明显下降,代际支持对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步下降。以CHARLS数据库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禀赋中,老年人口的户口、退休身份、医保数量和房产分别对是否贫困产生显著或极显著影响;在健康状况中,老年人口的社交数量和体检情况分别对是否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在代际特征中,子女的现居地、受教育程度、户口、家庭年收入和孩子数量对城市老年人口是否贫困产生显著或极显著影响。立足于反贫困的需要,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经济禀赋、健康状况以及代际特征对城市老年人口贫困的影响程度。总体模型的结果显示户口、退休身份、医保数量、金融资产、子女户口、子女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受教育程度对城市老年人贫困有显著影响;地区模型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户口、退休身份和自身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中部地区金融资产有显著影响,西部地区户口、退休身份和自身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分年龄模型的结果显示,对70岁以下群体户口、退休身份、金融资产和自身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对70至80岁群体退休身份和金融资产有显著影响。根据论文的基本结论,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反贫困政策选择需要突出构建前置干预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强化社会帮扶政策三个重点。其中,前置干预政策主要是针对目前尚未进入老年,但很有可能在老年时期陷入贫困的人群,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微观层面上的就业帮助、社会资本培育等,在宏观层面上的共享发展,适当扶持发展相关产业,提高就业水平,以及加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社会养老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现有的城市老年贫困人口,这部分人群很难脱贫,在更多的时候只能依赖政府兜底,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重点健全城市养老服务体系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帮扶政策主要是突出家庭与社会组织(NGO)两个重点,强化二者在城市老年人口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集聚各方力量反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