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一直是夏目漱石深受日本读者喜爱的一部作品,对它的研究也经久不衰。笔者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注意到小说下篇“先生与遗书”中先生和K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有俄狄浦斯情结的男孩的“弑父”过程十分相似。不仅如此,上篇“先生与我”中“我”和先生关系的发展也可以视作一个“弑父”的过程。本文结合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法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定义和解读,对《心》中的两个“弑父”情节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中,主要总结了相关先行研究的主要观点,指出其参考价值和不足,并对本文的问题出发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进行了说明。有关先生和K,大多数研究都认为K的自杀跟先生的背叛密不可分,却没有将两人的关系和象征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联想到一起。而关于“我”和先生,虽然很多研究将两人视作象征意义上(精神上的)父子,但很少有研究认为先生的自杀和“我”有必然联系。唯一认为先生和K、“我”和先生同为象征意义上父子,并且关系发展过程都存在“弑父”情节的是石原千秋的研究。但可惜的是,石原的研究只提出了上述观点,缺乏具体的论述。所以本文在石原的基础之上,结合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法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相关内容,对石原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论证,并希望进一步得出两个“弑父”情节的异同。第二章中,在对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形成阶段进行简单介绍之后,集中分析了先生对K抱有的俄狄浦斯情结。第一节说明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两个阶段,男孩通过“弑父”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成为成熟男性。明确两个阶段及克服方法之后,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结合小说内容就先生对K的态度在这两个时期发生的转变及其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四节主要说明了先生在俄狄浦斯情结形成之后为克服它而实施“弑父”的过程。本章得出了先生和K关系的发展基本符合俄狄浦斯式父子关系的走向的结论。第三章中,采取了和第二章相同的结构,就“我”对先生态度的转变、二者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俄狄浦斯式的分析和解读,得出了先生的自杀和“我”对先生抱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关的结论。由于《心》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小说下篇“先生与遗书”上,而本研究着重处理小说上篇“先生与我”中“我”和先生的关系,为更好地论证观点、说明问题,本章用了相较于第二章更大的篇幅做了更为详尽的分析。第四章中,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结论的基础上,列出了先生和“我”“弑父”的结果的不同点。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法指出,男孩经历“弑父”、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后才能成为人格健全的成熟男性。先生在“弑父”之后,对K有着过于深重的罪恶感,并且不能以爱异性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这些神经症的表现都说明先生未能成功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不能拥有健全的人格,成为一名成熟的男性。而“我”在“弑父”之后,并未对先生存有罪恶感,且能和女性相爱、共同生活。这说明“我”已成功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了一名拥有健全人格的成熟男性。本文结合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法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相关内容,循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阶段对《心》的内容和人物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剖析。主要以类比过程和对比结果的形式,得出了本文的结论。即《心》这篇小说中,存在着两个相似的“弑父”情节,分别由先生和“我”来完成。然而“弑父”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先生“弑父”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自我厌恶,无法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我”却通过“弑父”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成熟男人。从结论上看,本文得出的结论和先行研究中提到的石原千秋的研究是相同的；但从论证方法和论据上来看,本文在类比过程时结合了精神分析的内容,在对比结论时使用了不同于石原的论据。本文是对石原研究的补充和修正。本研究旨在为《心》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和可能性,将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于以往(以往研究重点多放在下篇“先生与遗书”)的上篇“先生与我”上。希望通过这一重点的转移,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在《心》的研究中一直缺少关于小说的中篇“双亲与我”的系统性研究,笔者今后将把中篇纳入视野,进一步考察小说三个篇章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