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将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下,揭露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利差异,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对于构建文化身份有着重要作用。归化翻译主要存在于强势西方文化对弱势东方文化的介绍中,译者将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把原文语境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弱化甚至抹掉,对弱势文化进行霸权干预,通常被认作是文化殖民的手段。辜鸿铭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是当时西方眼中的“东方文化代言人”,他的译本打破了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在中学西传中的垄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遭受了西方国家的暴力,主权的沦丧导致文明、话语权等其他方面平等权的丧失。为了改变大部分传教士和汉学家笔下歪曲的中国形象,尤其是表达他对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理雅各论语英译本的不满,辜鸿铭决定英译《论语》,以重新树立西方眼中的东方文化形象,希望儒家思想能够成为挽救笼罩在物质主义下的西方社会的良药。他的译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大量使用注释:援引西方名家语录;泛化一切次要信息以不妨碍读者理解;以西方术语格义儒学概念;补充中文文化历史背景信息等。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以辜鸿铭的《论语》英译中的注释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把译本回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下,讨论译者的目的动机以及翻译策略;其次通过尽可能整合译本中的所有注释点,探寻注释的分类和目的;最后通过大量实例研究和译本对比,研究注释对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希望证明:一定历史条件下,归化策略并不代表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服,相反,通过用熟悉的概念和意象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深入了解目的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明树立了正面形象,有助于塑造积极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