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事影响，学校或辗转流亡办学，或停办，产生了大量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国民党教育当局成立专门性质的收容安置机构，收容众多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和学生，并予以救济。针对流亡学生的贫苦状况，实行贷金制度和助学措施，改善学生待遇，学生得以安心学习。教育当局的安置举措和救济措施，给予师生信心，在师生中树立起良好形象，而这也埋下了内战时期师生再次南迁的伏笔。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全国性的教育复员，河南也不例外，与战时相比，河南省教育的确呈现出短暂的复苏景象。但其教育复员是不完全的，因为经费和国共关系的日益紧张，众多战时流亡青年未能得到及时安置，相反出现了倒流，其战后所成立青辅会之辅导中转职能变为收容救济，违背其初衷。不仅其所设计的战后教育规划和目标未能达到，而且其复员中的问题也已初露端倪。紧接着国共间内战的爆发，无异于让河南省教育雪上加霜，在豫北地区产生了河南省最早的一批流亡学生，先是零星的豫北地区流亡学生集聚郑州，后以安阳流亡学生空运达到豫北流亡学生迁移的一个高潮。为及时应对流亡学生的食宿和复课问题，青辅会河南辅导处、河南省教育厅以及社会各界纷纷对其展开救济，对省立学校单独安置，择址复学；对县私立学校的流亡学生，则是设立两所临时中学和一所临时师范以收容安置，以便管理。此后，随着国共之间拉锯战的展开，河南省内流亡学生和学校纷纷逃至郑州、开封、南阳、信阳以及商丘等几个国民党固守的地区。第一次解放开封前后，集聚在郑州、开封等地的流亡学生最先转移出省，多是先前豫北地区逃至郑汴等地的流亡学生，经商丘、徐州，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河南流亡学生麋集南京，生活和复课均成问题，引发众多社会问题，影响了南京正常的社会秩序。教育部在与相关机关会商之后，成立大梁、河岳、河南等联中，沿浙赣线觅定校址，将流亡学生遣送至江浙赣等地复学。南京市内前一波流亡学生尚未完全疏散，便因开封地区形势的再次紧张而产生了第二波流亡学生，教育当局接受前一次的教训，不再将其暂时收容在南京市内，而是将其在在下关车站就地分发江浙赣等地。流亡学生们虽然被分发安置到江浙赣地区复学，但是其生活困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变得更为艰苦。这是河南省内流亡学生省外迁移的东线，主要沿着陇海铁路线，由洛阳、郑州、开封，经商丘、徐州，而抵达南京，再由南京遣送分发周边的浙江、江西、江苏等地，故称东线流亡学生。在东线流亡学生开始向省外迁移的同时，豫中如潢川、汝南、郾城等地，豫东南如淮阳等地的中等学校纷纷向信阳地区转移，并进而逃至湖北汉口等地。教育部鉴于信阳和汉口的众多豫籍流亡学生，筹设中原临时中学和嵩云联中加以收容。因从方位上看，位于河南中部，并沿着平汉线铁路逃亡，故名之为“中线流亡学生”。1948年11月初，南阳地区形势日趋紧张，南阳地区十四所公私立中等学校随其南迁，后省立学校与县私立学校分道扬镳，省立学校迁至湖北，不久便因经费问题宣告解散。南阳的县私立学校抵达衡阳，获国民党教育部批准成立“教育部特设豫衡联合中学”，转至零陵县复课。但在零陵县并未得到多长时间休整和学习时间，经广西，随国民党军队到达越南，后转至台湾。这是西线流亡学生的逃亡路线，也是命运最为坎坷的一批河南籍流亡学生。渡江战役之后，分布在江浙赣等地的大部分河南流亡学生并未继续南迁，而是在原地等到解放大军的到来，这批流亡学生或参加解放军的军政学校，或直接在当地参加工作，或返回河南复学。流亡学生为共产党输送了大批人才，或是军事方面，或是宣传方面。也有的流亡学生在原地参加了当地建设工作，较多的流亡学生选择返回河南。为了做好返豫流亡学生的安置工作，开封市文教局特地成立返豫员生问事处，在经过短暂改造之后，或继续上学，或直接分配参加工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各行各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流亡学生的产生并不单是军事和政治所能简单归纳和概括的，而是政治与教育纠缠的结果。国民党为显示其爱护青年的关怀之心，同时又为了防止学生不被共产党所用，作出了迁移流亡学生的决策，而流亡学生是为国民党政策所诱惑，为了谋得安定的读书环境以出人头地，达成二者间的契合，才产生了现代史上的这一重大流亡现象。随着国共之间战争的日益白热化，国民党节节败退，在播迁的过程中，看到了国民政府和教育当局的腐败，救济上的可有可无，收容上似是而非，让流亡学生感到失望，进而产生消极抵抗，而这也意味国民党教育政策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