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在西方女权主义第三次浪潮的推动下,以哈伍德(Sussane de Lotbiniere-Harwood)、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芙洛图(Luise yon Flotow)、西蒙(Sherry Simon)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和女性主义翻译家、研究者们从性别研究角度发掘译作和原著隐藏的男性至上主义和性别歧视,并且质疑传统译论中三个基本标准:忠实、等值、译者隐形,跨越了传统译论二元对立模式,即原作/译作,主要的、决定性的/次要的,派生的、创作/重写。 女性主义译者为将女性和翻译的从属地位提高至主体地位,采用了脚注、增补、挪用等翻译策略,压制男性形象和弱化男性思想,强调女性经验和强化女性形象。文本意义是特定个人在特定背景下为了特定目的而构建。因此女性译者强调自己以女性身份参与文本创造的过程。 本论文将从文化研究视角追溯东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性别隐喻在原作/译作、作者/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着重分析“重写”、文化挪用;案例分析采取同一部美国女性主义作品的两个中译本,从男女译者翻译的出发点、选词、翻译策略进行比较,证明女性译者身份通过“重写”得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