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保障我国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钱荒”、2015年“股灾”和2016年“熔断”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了深远影响,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极端事件冲击对金融风险的重要影响。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这些有力措施下,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这表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监管机构未来工作的关键任务。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恢复不均衡、不稳固背景下,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有利于保障金融系统平稳运行,还有利于避免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溢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工作:首先,本文运用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研究35家上市金融机构的波动情况,从条件均值角度构建连通性指标和风险传染指标,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均值情形下的演变情况。其次,考虑到重大事件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要大于均值情形,借助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从条件分位数角度刻画金融机构分位数连通性和尾部风险传染,更好地揭示金融机构连通性的非对称特征,明晰危机期间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最后,构造金融脆弱性指标相对尾部依赖,描述尾部连通性的非对称时变特征,并对比“强监管”政策前后金融脆弱性变化。主要结论如下:一是金融机构波动连通性具有非对称特征,相较平均状态尾部连通性更加强烈,条件分布的右尾（高波动）表现出强连通性特征,这些特征在条件均值估计下无法观察到。二是金融机构风险传染随着分位点发生变化,尾部传染在危机期间表现明显,揭示尾部净溢出具有较好的重大事件捕捉能力,以往基于条件均值估计的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不适用描述危机期间的风险传染。三是银行部门、保险部门和多元金融部门风险传染两极分化明显,其中银行部门存在分类集聚特征,中国平安在保险部门内部成对净溢出水平最低,多元金融机构成对净溢出表现不一,证券部门风险传染相对集中,且溢出强度较高。因此,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证券部门的风险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