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用工”这一新型就业形态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特殊背景下诞生,并很快成为后续企业成功复工复产的主力军。然而,该新型就业形式同时也导致当前社会中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与传统的用工方式相比较,该种用工方式下触及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法律关联主体,即包括“输入企业”、“输出企业”与“共享雇员”。同时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模式:企业主导的B2B“共享用工”模式、企业与个体间的B2C“共享用工”结构模式、通过第三方合作的模式以及政府参与模式。“共享用工”从表面上看,它是公司之间合作的民事领域活动,而究其实质则是一个带有劳动法属性的非典型性用工活动,该用工方式具有多重用工任务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用工的法律风险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诸多难题。“共享用工”对现有传统劳动法体系的冲击以及“共享用工”模式下现有劳动法规暴露出的许多弊端,使之对“共享用工”从劳动法层面进行规制尤为必要。目前我国的劳动法体系以规制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为核心。换言之,当前标准劳动关系与我国的劳动法体系表现出更高的契合度。因此这就造成了现有的劳动法体系常常没办法较好匹配“共享用工”的实际情况,甚至是对“共享用工”的良性发展造成了负面的阻碍作用。当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对“共享用工”进行规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支撑,比如现存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和一些行政法规,加之外国已有类似的经验,可供“共享用工”部分适用,都为我们从劳动法层面对“共享用工”进行规制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思路。要对“共享用工”进行劳动法层面的规制,应当以增进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统筹公平与效率为理念,让灵活性可以朝着对劳动者更为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从而达到劳资关系的平衡。在规制路径上,我们认定“共享用工”的劳动关系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更加灵活化的界定,并为其设定必要的保护框架。既要加强政府监管,又要注重多方位劳资集体自治,引导其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在具体规制策略上,我们既要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也要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要注重强制性规范与自治性举措相结合,强调刚性执法的同时不能忽视柔性执法的辅助作用。引导“共享用工”这一新型就业形式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