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实力显著提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与其相伴的是污染物排放量增大、能源资源消耗量增加。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环境的公共品属性等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有效解决。因此,政府通常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投入和最小程度的环境不良影响带动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实现最高的生态效率,是解决中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生态效率,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本文研究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更有效的实施环境规制政策,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困扰,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研究首先从经济增长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环境规制理论、经济效率理论和“两山”理论等经典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文献关于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研究脉络及研究进展。接着,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本地效应和邻地效应视角,从理论上详细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直接作用机理及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三种传导路径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间接传导机制。然后,回顾了中国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分析主要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现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利用熵值法测度命令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规制工具和综合环境规制的强度。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省级区域生态效率,并结合GML指数及投入产出松弛率分析生态效率变动的成因及改进方向,基于泰尔指数分析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特征,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再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以Tobit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为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面进行展望。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水平偏低,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中国各省区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各地区生态效率均会显著受到邻近地区的正向影响,表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GML指数分解显示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增长幅度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技术进步是推动区域生态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对低效率的根源进行分析,显示生态效率不高主要因为生态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过量。（2）从全国视角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样本期内,综合环境规制已跨过曲线的拐点,对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三种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命令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已跨过拐点,促进生态效率提高,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尚未跨过拐点,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自愿型规制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呈U型特征,且自愿型环境规制已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对提升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区命令型、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同样呈U型关系,当前两类环境规制尚未跨过拐点,对提升生态效率具有负向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4）传导渠道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条传导路径间接影响区域生态效率,且通过技术创新路径的影响程度最大。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市场型、自愿型环境规制仅限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产业结构均是显著降低区域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表明环境规制尚未能低碳化产业结构。（5）东部地区各类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各类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且中西部地区命令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扭转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6）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形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而溢出效应相反,即环境规制对邻区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分类型看,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并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表现出以邻为伴的特征。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相反。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和邻地生态效率的提高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公众环保意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