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代表着现代文学史上被人忘却的那部分作家。他的作品向来被冠以“概念化”、“公式化”的评价，但用这种评论涵盖他全部的创作是否有失公允?如何解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众多读者追捧他的作品，众多作家模仿其创作模式的现象?文学与历史的多样性关系包括文学的的社会效应是不可忽视的评价标准，本文拟从蒋光慈小说创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上予以论述，并对历来为人诟病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进行必要的辩驳。 第一部分：简述蒋光慈小说创作的三个分期。通过不同阶段作品的审视，蒋光慈为我们展现了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图景，揭示了革命青年在革命浪潮的起伏中的奋激、追求、感伤、幻灭以及又奋起、探寻的心理变化历程，指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作家也实现了以写作与革命斗争形势密切配合的一贯创作宗旨。 第二部分：蒋光慈的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摇旗呐喊。他站在当时革命的最前沿，积极促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创出革命文学这一崭新的题材，其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他在创作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和超前意识，创作出一批超越五四个性解放主题，深化问题小说的作品，描写了不同时期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形成一个革命青年形象系列长廊，真实地叙写了那段特定的历史。他的作品畅销一时，确实起到了宣传和鼓动的作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并举。 第三部分：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价值历来众说纷纭、毁誉不一。这固然与作家自身创作理论和艺术技巧上的不成熟有关，但也暴露出文学“批评跨元”的现象：即我们一直是在用“五四”文学观念实质上是站在鲁迅、茅盾等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评判不同文学范型的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说，这有失公正。蒋光慈注重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同时也重视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与建设。通过三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的分析，不难看出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由当初的忽视技巧到越来越重视各种技巧的运用，由革命浪漫主义起航，逐渐向革命现实主义靠岸，《短裤党》、《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转变轨迹。 第四部分:“革命十恋爱”模式自有其弊端，但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还是有诸多可取之处的。他把爱情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突破了“五·四”爱情小说囿于一己之悲欢的狭窄天地，扩大了小说题材和范围;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思想洗礼的青年们渴望爱情而不可得，逐渐意识到个人幸福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而“革命+恋爱”模式正好契合了青年人渴望情感归宿和期盼社会变革的心理:作家诗人的气质、如火的激情和特别的煽动力以及多数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与书中人物产生移情与共情;蒋光慈的许多小说具有漂泊审美特质，“革命+恋爱”是漂泊者的回归意向与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的创造性置换;这种模式通过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但叙事的话语裂痕暴露出现代革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缺席以及试图通过自我叙事的真实化来掩盖这种缺席的意识形态焦虑。 蒋光慈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最早将马列主义引入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中，在那个时代确实起到了“药与剑”的作用，是不该被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