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生存的挑战,更是发展的机遇,金钱搭建的“纸牌屋”有可能风一吹就会散乱,通过一时的投机或所谓“机会”而攫取的财富有可能“富不过三代”,只有长期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创新传统才能使一代代人充满激情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甚至通过创新投资改变和塑造环境而保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高科技的大型企业更为如此。这些创新型的大企业用高科技架起了钢筋铁骨,用创新精神和组织管理经验高效地调配人力物力资源的最佳组合,增进企业资源力量潜能的发挥,并最大限度调动起整个国家相关的经济社会资源,在企业自身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于创新型企业如何在约瑟夫·熊彼特描述的“循环流转”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为实现未来长期发展而将经济运营中的资金、人力、物力、组织管理经验等资源创新性地重新组合,进行“创造性毁灭”,以实现新的、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论文从研究大企业发展历程的历史学者、创新经济学者、技术创新经济学者、企业理论研究学者、管理学者和创新型企业理论等研究学者的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出企业创新机制的理论假设。但是,要验证之前学者的观点与这一假设的虚实真伪,还需要有扎实的实证分析。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将历史学中的企业史研究与创新经济学范畴内的创新型企业理论综合交叉,以相关史实资料为依据,用历史发展和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集中于一家具体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19世纪末组建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创新发展历程,尝试分析论证和发展创新型企业理论。同时努力发现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的一些独有特征,及其在美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承袭了汤姆生·休斯顿电气公司和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两家前身企业的各类优势资源,也继承了两家公司相互补充和强化的创新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公司成立初期和随后而来的1893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总裁查尔斯·科芬领导通用电气公司建立起完善高效的中央集权式职能制组织结构,有效利用公司合并获得的各类优势资源和力量,对以前不完善的组织结构,如爱迪生公司系统的销售组织等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减少劣势,最大限度发挥合并的优势。之后,公司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技术和产品创新对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的需求加强,公司创新构建起以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拥有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实验室和有组织且实力雄厚的科研力量。在第二代领导者总裁杰拉德·斯沃普时期,通用电气公司发展了更加完善的市场战略,“良性循环”多元化发展进入消费类电气产品等全新业务领域,加强了公司的市场力量,使公司的业务发展更加平衡健康稳定,增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到1951年总裁拉尔夫·科迪纳对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之间的时期,通用电气公司迎来了又一次历史上的跨越式大发展。公司的科技实力、业务多元化、公司规模和价值总量都经历了另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发展。为了继续释放和发挥公司的规模、科技、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力量,把大公司的规模优势和小公司的灵活性、专业性与专注度相结合,继续推动公司的长期多元化发展战略,20世纪50年代初,在总裁拉尔夫·科迪纳领导下,公司创新组织结构,实行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构建职业化管理制度,培养大批优秀管理人才,高效运营改革后的全新通用电气公司。公司不仅成为美国最优秀管理人才的西点军校,为美国企业界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者和管理者,而且,通用电气更是科技进步的代表,创新的源泉,长期不断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以及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做出重大贡献。总之,通过对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19世纪末组建,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段时期创新发展历程的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结论既显示出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和一般性创新型企业理论的共同点,也有诸多自己的独有特征。通用电气公司的企业创新机制总体归纳为,这是一个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战略高层领导、控制与协调下,科研、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资金、市场力量和外部关系等要素间协同合作,互动发展,推进公司的不断成功创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机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而成,创新机制本身会随着公司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在新的时期会带有新的特征,但其宗旨是在具有创新精神的战略高层领导下,不断创造和整合各种创新资源,在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指引下,最大限度地成功实现创新,最大限度降低创新投资的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