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国的投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投资活动能刺激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行发展和规制。外国投资者进入他国进行投资时,最关注的是其是否能够稳定开展活动及盈利。因此国家间为鼓励投资活动,签订国际投资条约,其在条约中通常不会涉及投资者的义务,而多是东道国的义务以及投资者的权利。《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ICSID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称《UNCITRAL仲裁规则》)以及其他仲裁规则允许东道国反请求的提出,以保证东道国在仲裁中能公平主张权益。但是东道国反请求的提出较少,也较难取得成功。本文通过对涉及东道国反请求的国际投资条约及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案例进行研究,发现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提出反请求的两大问题,即反请求是否落入仲裁庭的管辖权内以及反请求是否满足与原诉的联系性要件。在学界和实践中,关于仲裁庭是否对东道国的反请求有管辖权、以及东道国反请求是否满足与原诉相联系的要求仍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条约、仲裁规则以及仲裁案例的分析,明确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反请求管辖权的判断标准,以及如何解释反请求与原诉联系性问题。从而在中国未来的投资条约缔结与投资争端中,为中国提出反请求作出参考。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反请求的内涵分析与价值,主要明确反请求的内涵以及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反请求的价值。第二章主要探讨仲裁庭对东道国提出反请求管辖权问题。当事方同意是仲裁庭获得管辖权的前提,任何投资争端提交仲裁庭都需要经过争端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主要从条约中规定的争端范围、提出仲裁的主体资格、适用的仲裁规则来分析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影响。第三章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对国际投资仲裁中反请求与原诉之间的联系性进行分析判断。先从反请求与原诉的联系性的不同观点切入,判断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倾向的联系性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后将上述分析应用到我国实践中。截至2020年,我国作为被告身份出现在3个投资仲裁案件中,反请求作为中国对抗原告的有力武器,能较好的平衡投资者和中国之间的利益。因中国作为ICSID的缔约国,本文就ICSID仲裁规则最近的修正案提议的修改进行了分析,从中看出ICSID对于反请求的态度。中国在日后缔结投资条约的过程中,也应完善反请求规则,维护本国的公共利益和监管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