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清末民初革命爆发、宪政受挫在思维层面上的原因。本文首先梳理了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思维与立宪思维,前者体现了一种建构理性主义、激进主义思维,试图利用强力否定清廷所代表的旧制度,并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推倒重来”,全面设计、再造中国政治与社会,此一思维为中国二十世纪理性主义政治之滥觞；后者则体现了一种“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认知进路,主张依靠当局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确立宪政体制,以期达到富强之效。其次,本文总结了革命思维与立宪思维在此一时期的实践效果,革命思维诱发了暴力革命,然而后革命时代的政权主张以“主义”治国,较之以往权力似乎更为集中,对社会的统治更为全面。革命党宣称确立宪政,却止步于“训政”,简言之,革命完整地走过了神化、幻灭与异化阶段；立宪思维将宪政启动的希望系于政府,主动放弃了社会在宪政进程中所应担纲的角色,终因政府的刻意敷衍而导致宪政搁置继而诱发革命党新一轮发难,此外,立宪思维将宪政实施的必要性与本不相干的国家富强连接,这一误读一方面消解了宪政体制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特定政治危机时期,这种变调的“宪政观”因无力实现其宣称的富强目标而被视为缓不济急,进而遭到摒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政治思潮中,宪政不再成为社会甚至知识层的共识。复次,本文概述了革命思维与立宪思维的缠斗,从革命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诱惑以及立宪思维的“短板”两方面分析了革命最后胜出、宪政受挫的原因,革命思维宣称的“毕其功于一役”迎合了社会-民族危机时期民众的变革情绪与“寻仇冲动”,由于国人缺少政治参与机会,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弊端不甚了解,进而不加警惕地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立宪思维的短板在于,它未取得当权者的主动配合,也未能将宪政立基于中国政治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宪政的推动力量主要系于政府而非社会,这种主体意识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宪政在中国的前途；最后,本文分析了革命思维的弊害,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了李泽厚等人所倡导的“告别革命”的必要,并且针对立宪思维的局限提出了修正意见,主张承继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市场经济时代深入探讨宪政的发生学内涵,发掘与阐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宪政因子并在孕育小共同体等方面,低调、审慎地推动宪政进程,为宪政之路清除一些可以辨识的障碍,进而为宪政事业做些奠基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