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发动历时七年多的壬辰倭乱。倭乱期间,日本军以鼻耳作为统计战功的依据,用盐腌制后献给主将请功,并运往日本建立耳塚。1597年9月28日,由相国寺主持西笑承兑对施饿鬼进行供养。1898年,日本政府修葺耳塚,并修建“耳塚修营供养碑”,于1968年将其指定为国家历史遗迹。耳塚作为日本战果的标识,长期为日本所纪念宣传。当前日本仍在对京都耳塚进行供养,实则是对历史上侵略行为的反省不到位,对丰臣秀吉的宣传纪念,其背后也暗含了军国主义思想抬头之意。壬辰倭乱事关三国,耳塚的修筑与供养不仅涉及当时三国的关系,对当代三国关系也有一定的影响,故其研究价值非同一般。然而,耳塚长期被学界忽视,直至近年来日韩学者才开始对其进行初步研究,中国方面尚未有相关研究。本文以日本京都修筑的耳塚为中心,探讨耳塚修筑的背景、变革、缘由,背后隐藏的三国耳塚观,以及对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影响。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分析日本割鼻耳建耳塚的由来,特别是与日本民俗信仰之间的关系,同时以日本现存的史料《征韩录》、《朝鲜日日记》、《朝鲜征伐记》、《清正记》、《朝鲜物语》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参考韩国的军中日记、个人著述《壬辰录》、《乱中杂录》、《惩毖录》、《看羊录》等,结合《明史》中的记录,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耳塚修筑的实态。运用实证研究法考察调研了解日本京都耳塚的维护、供养与现状,并采用比较研究法,对比中日韩三国耳塚观,分析日本修筑耳塚的动机及其对三国关系的影响。文中首先分析日本修筑耳塚的背景,主要从割鼻耳虐行的由来、筑耳塚的意义、京都耳塚的修筑与名称变革、日本其他耳塚的考察等方面展开。割鼻耳作为一种刑罚,最早起源于中国,中世纪开始在日本盛行。同时,从平安时代起,日本便将割鼻耳作为战场上显示战功的一种手段。而日本建立耳塚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与中世纪日本的武士文化有关,同时也是“怨亲平等”的佛教思想、以及与对自己杀害的人表示忏悔的怨灵信仰、异人杀害的民俗理论有关。京都耳塚起初被称为“鼻塚”,后因林罗山认为不雅,在其著述中改称为“耳塚”,此后沿用至今。同时,据考证,除京都之外,日本多地存在与壬辰倭乱相关的耳塚。壬辰倭乱初期,秀吉并未下令以割鼻耳的方式统计战功。岛津军割鼻耳献给秀吉之后,秀吉大喜。丁酉再乱之时,正式下令割鼻耳以统计战功。壬辰倭乱时期,秀吉任命军监清点割下的鼻耳数,并发行鼻请受状,之后用盐腌渍,运往日本,埋葬在大佛殿旁,并修筑耳塚。根据现存史料,约有12万6千个鼻耳埋葬在京都耳塚之中,这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比较分析中日韩三国不同时期的耳塚观,不难发现,江户、明治时期,日本人仍将耳塚视为在海外战场上赫赫威武的战利品,其中暗含对朝鲜半岛的蔑视之意。大正时期,日本学者则刻意避开耳塚话题。而当代日本官方也站在美化本国形象的立场上,刻意忽略耳塚,并未反省历史。当然,也有部分日本民众能够正确认识史实,希望维护日韩两国和平。韩国方面,无论是朝鲜通信使还是当代韩国人,对于日本的虐行以及作为壬辰倭乱战利品的耳塚都表现出愤慨之情。与之相对,同样作为参战国的中国却忽视耳塚,表现出淡漠之意。究其原因,一是出于为保护大国尊严,二是战死被割鼻耳的朝鲜兵人数占朝鲜兵总数的比例远大于明军的比例,三是明朝当时也有战争中割去敌方鼻耳的传统,故不值特意记录,四是战后相当时期内中日未恢复邦交,导致中国人不可能接触到耳塚。而日本对耳塚的修筑与供养不仅是为了纪念秀吉的战功,更体现出古代日本对朝鲜王朝、对明清中国的认识。壬辰倭乱之后,日本迅速与朝鲜王朝恢复邦交并向朝鲜使节炫耀耳塚,与中国断绝往来,其背后隐藏的对朝鲜王朝的蔑视、明王朝、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不认可、以及对清的蔑视心理不言而喻。也正是这种以神道为思想基础的自负的日式华夷思想,导致其后来的侵华、侵朝战争。而现在日本每年为耳塚举行慰灵祭,在丰国神社举行“太阁祭”。这与参拜靖国神社实无差别,都是立足于“神国思想”,宣扬日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谋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也是日本侵略野心的根源之一。综上所述,日本基于传统文化,将割鼻耳演变战功的标记。在炫耀秀吉的赫赫战功、“怨亲平等”的佛教思想、以及“异人杀害”的民俗理论的共同作用下,修筑、供养耳塚。而中日韩三国不同时期的耳塚观以及耳塚背后隐藏的日式“华夷观”影响了当时东北亚三国的关系,也影响到当代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友好发展。只有日本清晰认识并反思历史,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的东北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