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当今世界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国家、人权、女性、科技、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等多个重要话题。自1985年《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 Tale)等科幻作品发行以来,阿特伍德的科幻小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0年之后,又陆续出版了《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2009)以及《疯癫亚当》(MaddAddam,2013)等科幻三部曲。通过对末日图景的刻画,这些小说探讨了科技发展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作为《羚羊与秧鸡》的姊妹篇,《洪荒年代》同样呈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图景。小说由两位女性叙述者桃碧和芮恩的故事串联,其间穿插了生态宗教组织“上帝的园丁”领袖亚当一号的布道词和赞美诗。在小说中,由于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崇拜,出现了一种畸形、冷血的未来社会形态,一个叫“大院”的机构几乎垄断了一切。在这个技术控制型社会中,以“大院”的基因改造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为代表的控制之手,把一切置于监控之下。本文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和马丁 ·海德格尔的技术思考出发,围绕关键词“抵抗”,分析小说中各个层面的抗争方式,并探究在科技发展时代人类自身与科技和自然的微妙关系。在论及微观权力时,福柯指出,权力与抵抗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流动的权力关系中,被压迫的一方以多种方式进行抵抗,借压迫方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逆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而海德格尔在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中指出,从词源上来说,“技术”一词指的是让真理显现的去敝过程,而不是把自然当成持存物,当成征服的对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人忽略了技术的本质,一味追求技术的更新,这不仅使他们沦为技术的奴隶,远离了生命之真和艺术之美,而且破坏了自然环境,危及了未来社会。《洪荒年代》力图警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论文的第一章重点分析书中人物对技术产品的抵抗。面对“大院”推出的高副作用科技保健品,支持售卖的不知添加了何种成分的食品,民间组织“上帝的园丁”用自然疗法和素食主义予以应对。对“大院”研发的各种基因合成动物,该组织成员的强烈反感也很好地说明了他们对这种无节制科技试验行为的态度。第二章从身份角度探讨抵抗主题。不管是通过整形手术达到隐身目的,还是借助夸张表演完成角色转换,抑或是倚靠天生的身份操控技巧达成目标,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人物都成功地逃脱了“大院”的技术监控,开始了隐秘的新生活。这充分说明,反抗始于权力运作之处。第三章主要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分析了人们对“大院”技术控制的抵抗路径。作为“上帝的园丁”这一组织的首领,也作为“大院”的前任科学家,亚当一号对于技术控制的渗透力、对于大院洗脑式教育带来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他始终致力于通过布道和传播信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强调与自然建立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并且鼓励组织内的儿童追求自然、健康的生活。和亚当一号想法不同,另一位成员泽伯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谋划用武力反抗“大院”统治的可能性。通过充分利用“大院”研发的高科技武器来破坏一些设备,他们展现出激进的一面,对“大院”的技术控制形成了威胁。在结论部分,论文指出,通过描述技术控制型社会中“上帝的园丁”这一组织遭遇的生存逆境及反抗策略,阿特伍德希望人类与自然、科技之间能够达成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强调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艺术养分的重要性。《洪荒年代》描绘的梦魇并非是杞人忧天的空想,而是一个存在于未来世界的可能危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研究小说中的反抗,一方面能够揭示出作品中内含的警示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帮助读者看到阿特伍德心目中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