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民族文物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分析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首先,本文对20世纪以来民族文物走过的道路进行历史的梳理,在时间上进行阶段的划分；其次,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作为“田野点”,运用博物馆民族志的方法,对博物馆内民族文物背后的知识、话语进行人类学分析；最后,笔者结合传统的民族文物实践方式,提出了民族文物新的实践模式—民族文物遗产化,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民族文物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立足于当前的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理论,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对民族文物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反思。围绕民族文物的概念、历史与实践,提出以下疑问：作为一个概念,民族文物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文物的实践方式是怎样的,这些实践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在博物馆内,应该如何进行民族文物的知识、话语分析?民族文物的未来发展道路是怎样的?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将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论述：第一,民族文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概念与实践模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本文对民族文物的发展进行了三阶段划分,即民族标本时期、民族文物时期、民族文物的遗产化时期。第二,民族文物在不同博物馆的实践与中国人类学史的传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中南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文物实践分析,以民族文物与博物馆实践为切入点,完成译次学术传统的“再书写”与“再表述”。第三,民族博物馆的田野工作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人类学田野经验,践行了博物馆民族志的研究路径。本文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内民族文物的博物馆化、展示与展览、民族文物的知识与政治学进行阐述与探究,试图找到“物”背后所包含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与国家的政治权力。第四,20世纪80年代,民族文物实现了从传统博物馆实践形态到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实践模式的转向。文化遗产的实践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着民族文物-博物馆的传统实践方式,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下的整体观视角在方法论上为民族文物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生态博物馆的新的实践模式,这为民族文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刻选择的道路本文内容围绕着民族文物的概念、历史与实践展开,主要学术出发点有三：其一,从宏观上,把握民族文物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把“民族文物”实践作为整体社会事实加以论述,在人类学史的场景下实现对民族文物的“再书写”。其二,从微观上,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为田野点,叙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关“民族文物”的田野民族志。其三,博物馆民族志实践的话语分析,既是作为一种田野方法论,也是知识社会史层面的系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