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东北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希望国际公理能得到伸张正义,然而国联除了对中方在道义上表示同情之外,并未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有效遏制。“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即除了坚持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之外,再度提请国联根据盟约进行公道正义的处置。《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的侵略矛头由关外指向关内,妄图进一步将华北收入囊中,国家主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1934年底,蒋介石发表题为《敌乎?友乎?》的评论文章,呼吁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阐明对华“不威胁、不侵略”的新政策。一时间“中日提携”成了两国舆论界的热门词语。5月,中日双方外交使节升格,讲公使升级为大使,这一外交举动使得两国关系从看起来似乎开始步入正轨。然而,随之而来的华北事变给刚有起色的两国关系再度掀起了波澜。10月7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正式提出了以“停止排日,默认满洲国,防止赤化”为核心内容的对华“三原则”。在一个月之后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最后关头”的口号。随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来执行“全盘调整中日邦交”的策略。随后,张群与日方相关人士频繁接触,展开一系列的外交谈判。1935-1937年正是战前中日关系最为复杂多变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能够按理想中的先后次序完成安内攘外,通过外交谈判与日本周旋,本着纵使不能避免也要尽可能推迟战争的考量,为行将到来的最后决裂争取时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妥协退让到逐渐强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