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小范围的跨文化交流并不鲜见。进入21世纪，交通工具、媒体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迅速更新进一步强化了广泛而深层的跨文化交流。然而，从古至今，世界上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变成可怕的灾难。发扬不同文化的普世价值，实现各种文明和谐并存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课题。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始于利玛窦时期，20世纪汉学西渐达到高潮。西方汉学的兴起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急需中国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　　跨文化交流研究分为跨文化交流史、跨文化事件以及跨文化人研究三个方向。本研究从属于第三个方向，研究对象是跨文化人——方志彤(1910-1995)，原因如下:首先，方氏具有丰富的跨文化背景;其次，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汉学西渐贡献巨大，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方氏的贡献认识不足。由此，本论文在前人零散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方氏的跨文化能力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为跨文化研究添砖加瓦。　　本论文从跨文化态度、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技巧三个要素对方氏进行考察，发现其具备充分的跨文化能力，是一位合格的跨文化人。方氏在多种跨文化活动中分别充当教师、译者、作者、编辑以及汉学顾问等角色。虽然角色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方氏作为跨文化人，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汉学西渐做出贡献。作为教师，方氏教过许多哈佛在京留学生，帮助他们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有些学生在方氏的引导下打下坚实的汉学基础，后来成为成果丰硕的学者、汉学家，如柯立夫、赫芙、海陶玮、芮沃寿等，对西方汉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方氏到哈佛后，长期开设古典汉学、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批评课程，为哈佛培养了众多的汉学人才，其中艾朗诺和刘年玲的成就最为卓著。作为译者，方氏为英语读者译介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所译作品题材广泛，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资治通鉴》部分章节和陆机《文赋》的英译。同时方氏在翻译理论上也有所建树，在《论翻译之难》一文中提出理解原文对翻译的重要性，论述了翻译过程可能遇剑的八种困难，并运用许多例句解释如何应对相应的困难。作为作者，方氏一方面用英文写作，向英文读者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作品，另一方面，又用中文写作，向中文读者介绍西方汉学的发展和重要的汉学家。作为编辑，方氏为两个重要的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和《中德学志》的刊行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文化顾问，方氏为一些西方作家提供中国语言、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的帮助，其中他与庞德的交往最值得关注。